Lyu Pinchang's Love for Jingdezhen

——Interview with Lyu Pinchang

访谈人：方李莉

访谈地点：吕品昌（北京）工作室

访谈时间：2020年11月

（注：为了保持访谈文本的流畅性、真实性和现场性，文本中涉及单位名称均保留原语音称呼，包括简称。如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学院、陶院；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大学、陶大；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院、央美等。）

方李莉：吕老师，很高兴见到您！我今天是因为研究景德镇而采访您，原因是在我研究景德镇的过程中看到了您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和价值，是您把中央美院跟景德镇这一座城市连接起来，给景德镇带来了很多新鲜的艺术空气。另外，您曾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意外惊喜地知道，你马上要到景德镇陶瓷大学就任主持行政工作的副校长，这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情。你曾在景德镇读书，了解这座城市，也了解景德镇陶瓷大学。另外，你在中央美院工作多年，也是国际上知名的陶艺家，我想您的就任一定会给景德镇带来一种新的学术气氛，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很期待您去陶瓷大学以后的变化，因为这所大学对这座城市来讲很重要。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跟其他的产瓷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有这样一所重要的大学，许多的学者、艺术家，都是通过这所大学与地方互动，所以我今天过来对你的采访非常重要。

请您首先自我介绍，然后再告诉我，您是哪一年到陶瓷学院来学习的，学生时代对景德镇的印象如何？现在的印象又是什么样的？

一、来自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教育

吕品昌：我是1962年出生在上饶，祖籍是江西丰城。恢复高考以后，有幸能够迅速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1978年），其实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完全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拨乱反正后，像我们这样家庭成分不好的出身，希望能尽快摆脱之前的一些限制。所以一听说有大学可考，我和我的哥哥（吕品田）就积极地的准备考试，当时我还是在读初二。我基本上是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父母是过来人，非常敏锐怕形势又会变，希望我们抓住机遇赶紧考。我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去考试，别的院校没考只考了陶瓷学院，虽然竞争很激烈，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十分幸运也就考上了。在我考之前对陶瓷学院，一点印象都没有，学什么专业心里也没有准备。入校以后我分配到了设计专业，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设计，后来我哥哥说你就别学设计，学雕塑吧，我就填了一个雕塑志愿。其实那个时候我对雕塑没一点概念，完全是误闯误入来到了这个领域。

对于我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只要离开上饶，我觉得到哪里都是新鲜的。我记得几经辗转乘绿皮火车到了景德镇，车站没有站台、铁丝网的围墙，这种环境落后的反差与来自上海、广东的同学相比，落差不大。相反我觉得感觉还很好，因为一切对我来说，都特别的新鲜。对一个不满16岁的小孩，能够到一个新的环境，去那些瓷厂参观，那种自然风光，包括那种作坊，前店后厂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在建国瓷厂那一带，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特有意思。

大学的四年，就是在这么一个氛围当中度过的，其实对我来说，这四年改变了我人生，改变了我对艺术，对学问的一些看法。我从同学和老师当中，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就像一块海绵，吸收到了各家所长，那个年纪正好是吸收知识的时候，与同学们的交流收获特别大。那个年代整个景德镇是比较落后的。文化娱乐几乎没有，看场露天电影还要搬个凳子走很远的路。我们基本上是白天上课，下午劳动，晚上画画。这四年下来，其实特别充实。我们的绘画技巧、造型能力、理论素养、写作能力等等，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而且景德镇这种人文的，历史悠久的氛围，也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滋养了我的学习过程。大学毕业以后我放弃了去北京的工作（原因是北京吃不到大米），因此，留校成为了老师，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对青年老师的培养十分重视，学校会把青年留校老师送到高层次的院校去深造，很荣幸我被送到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学习，在浙江美术学院我继续加强了基础的训练，增强了雕塑基本功，同时也让我更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文化艺术的知识，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另外，那一年多的时间与浙江美术学院师生的交流，让我了解了另一个美术学院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不同思考，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教了几年书后，在1984年陶瓷学院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也就是1985年我跟朱乐耕、董万里、曹瑞忻他们几个一起成为首届的陶瓷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我是雕塑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导师是周国桢教授和尹一鹏教授。这两个老师对我的影响都特别大，尹一鹏教授的雕塑基本功非常扎实，尤其是肖像雕塑，还有他对雕塑和陶艺的结合，这种关系的强调对我影响特别大。他1986年回到了他的家乡，在桂林师范大学任教，遗憾的是他在6年前离开了我们，我专程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尹一鹏先生是一个学识非常广博的视野非常开阔的先生。2016年在老同事和毕业生的支持之下，我筹集资金为先生在陶溪川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做了一个艺术回顾展，全面梳理了尹一鹏先生在艺术创作和人才培养上的贡献。

周国桢先生是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之后留在央美雕塑系任教。但恰巧一个机缘景德镇的宣传部部长到北京要人，当时找到央美江丰院长，学校很重视，希望派教员去瓷区支援，这样周国桢就从北京到了景德镇，周先生也没有多想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下基层工作一两年，然后再次回央美雕塑系任教，周国桢先生当时也很单纯，反正江西离我湖南老家也近，所以就来了。没想到江丰第二年后就不再主持学校的工作，周先生就没有再回去。

周国桢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研究生这三年基本上是跟着周先生，他带我到香港去参加他的展览和学术活动，算是开了眼界。那个时候香港还未回归，相对来说整个艺术面貌和陶艺都是西化的。我们拜访了很多的艺术家，开始对西方的现代陶艺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和了解，我就思考中西陶艺创作上的不同，为什么他们的陶艺能够这么做？为什么我们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又是那样的？感官上的反差非常之大，虽然仅仅是一个香港陶艺现象，但是对我的震动不小。

周国桢先生在泥土上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人，尽管他在中央美院有过很好的雕塑基础，但是他很快融入了景德镇，抛弃了原来中央美院的训练和体系，完全用一种新的材料思维在做他的艺术创作。20世纪60、70年代期间他就开始做动物，其实就是想回避特殊时期所带来的一些形式主题上的问题。当时的人物表现，比较容易被误读，用动物的语言来表达人类的思想是一个聪明之举。

他的手法不仅充分融合了景德镇的材料语言，他还到宜兴、禹县（现河南禹州），到全国各地不同的瓷区去做他的作品，主要是利用不同地区的不同材料。周国桢先生在陶瓷材料的运用上，是非常成熟的。他非常敏感于这些材料，其在造型语言上很概括，完全抛弃了具象写实，它是充分发挥了陶瓷釉料特色。美丽的釉色，可以说是陶瓷艺术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其在很早的时候，作品的风格面貌就跟传统的陶瓷完全不同。

周国桢先生的陶艺风格到了后期就更加活泼，或者说更加大胆，直接就是用粗质材料，用匣钵土，有意追求一些烧成的缺陷，去做一些作品，后期的作品都是非常粗犷，大方的，充分发挥材料质感和材质特点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从现代陶艺的角度来说，周国桢先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艺术家，他不光是景德镇陶瓷，中国乃至世界陶艺界都是一个绕不过的重量级的人物。

实际上这两个导师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尹一鹏先生在雕塑的语言，雕塑的空间，包括公共雕塑方面对我影响很大，我参与过他很多公共雕塑的项目，把我引向了一个雕塑面向空间的关系的一种强调。周国桢先生让我充分深入到了陶瓷本质语言，以及现代陶艺的语言。但真正进入当代陶艺和我几次出国访问有关，这些经历让我加深了对当代陶瓷，现代陶瓷的一种深入的认知。

二、面向当代陶艺的冲击

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是1989年第一次去日本访问。那时候出国机会特别少，出趟国是很不容易的。当时，中国轻工业部组织了一个艺术家代表团访问日本，说是一个代表团，其实就三个人（韩家鼎、我和俞军）。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6届美浓国际陶艺展和学术交流。说到日本的美浓国际陶艺展这一次是中国第二参加，第一次大约是1987年，时任江西省陶瓷研究所的秦锡麟所长带队去，当时中国陶瓷艺术界送了大概50件作品，据说没有一件作品入选。中国那个时候对当代陶艺发展的认知是明显不够的，送选的作品就是拿了些传统的瓷瓶去参展，跟西方话语中的当代陶瓷完全不是一回事。

方李莉：我记得有人形容说，有点像穿着长袍马褂去参加奥运会，完全不入调。

吕品昌：是的，就是那次，秦锡麟（原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回来以后，我记得他做了一次讲座，希望大家了解国际陶瓷艺术发展的动态，大受震惊。中国选送的作品根本没有一点竞争力，因为话语体系，思想观念，表现形式和风格都过于传统和保守。根本不适应现当代的国际陶瓷艺术，不在一个语境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当时我们深深感到了观念落后了。到1989年的时候，虽然我们拿去的作品有一点变化，但是相对来说，跟国际上的制作精良，釉色考究，体量巨大的作品差距太大，我们的作品显得粗糙，弱小，分量不够。  

但是我们有进步有突破，1989年的这一届入选了两件宜兴紫砂作品，做得非常精致、完美，手工感非常好。打动了国际评委。入围的两件作品主要是属于器皿类，不属于陶艺类，陶艺类还是没有入围作品。我记得两件器皿，其中有一件作品还获得了一个制作提名奖，能取得这样的佳绩已经是相当了不得。

去日本考察以后，触动较大，回国以后，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在了《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美术研究》《中国陶瓷》等杂志。介绍了日本美浓的当代陶艺展览的情况，之后中国陶瓷协会也安排我到全国各地做演讲。我先后去了广东佛山、湖南醴陵、河南禹县（现河南禹州）包括在陶瓷学院做讲座，就是介绍和推介国际陶艺展的理念以及它的参赛规则、标准。

我是在1985年读的研究生，1988年毕业，在这期间实际上我还是受了我的导师的影响，尤其是周国桢在材料的运用上的影响，我想结合两个导师的优长做创作。一方面希望把我的作品做得更大，放到环境当中去。但是，陶瓷的材料一旦要大，就必然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和缺陷出来，你要把这种缺陷纳入你的合理审美范畴之内。所以我在研究生期间，一方面，是要把我的作品体量做大，另一方面，又要把今后可能出现的这些技术性的肌理、缺陷，纳入一个合理的审美范畴里面来认识。我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就是《论陶瓷缺陷肌理的审美品质》，就是希望构架并确立一个理论体系，突破传统的、规范的、标准化的那种完美的瓷器审美标准和范式。

如果把中国传统的对技术性的审美强调突破以后，那自由度就更大了，就可以做很大的陶瓷雕塑。我在研究生期间做了这么两件事，其中一个就是把缺陷肌理的理论深化，找到了一个陶瓷雕塑允许它进入残缺的可能性。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样也符合西方现代陶艺追求材质的标准，肌理感很强，不像景德镇传统对陶瓷作品的完整性要求。

把缺陷肌理理论提出来了以后，我就自然而然，合乎情理进入了一个表现空间，一个更大的个人表达的语境里面去了，我的陶艺作品有意强调这种缺陷，追求缺陷，而不是有意去回避缺陷。它的釉色本来是光亮的、完整的，我就是要让它缩釉，就是让它开裂，我开始追求这个，不断地做实验，在釉里面放盐，放电焊条粉末，这些物质放到釉料中去烧出来是发泡的；坯上涂了油以后，烧出来是缩釉的。我有意识地强化它的这种缺陷，往另外一个极端走，这是我在研究生期间做的创作，我觉得那个时候提出这个缺陷肌理理论，还是很有价值的。实际上是对中国现当代陶艺的一种视野上的拓展，也符合老子在道德经所说的“反者道之动”思想。

基于这个理论，我在作品上的实践也获得了很多的评价和推荐，《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主编吴大选先生，十分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个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这个理论有颠覆性，是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因此他动用了学报的主要版面来推我的文章和作品，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国内著名的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所邓福星和顾森先生，对我提出的缺陷肌理理论和作品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和评价，这几篇重要的评论文章也一起发在同一期的杂志上。

《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现《陶瓷学报》）发表了我的这一系列的作品，并推出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后，引起了中国美协的关注，他们邀请我的系列作品参加了中国美协推出的青年推介计划，系列作品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评价，也收到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方李莉：您的作品是在景德镇和用景德镇的材料做的吗？那个时候陶瓷学院跟景德镇交往多吗？

吕品昌：我在景德镇待了16年，跟景德镇陶瓷企业和陶瓷作坊交往还是挺多的，但那些年用景德镇材料做作品并不多，我的主要作品似乎跟景德镇没有关系。回过头来，我分析了一下，主要是对景德镇这种细腻的陶瓷材料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兴趣并做好思想准备。我的审美一直比较排斥那种光亮，完整的，特别标准化的东西。我喜欢质朴的，粗犷的材料质感。所以在研究生毕业创作这个阶段甚至是后来留校任教的以后，我的作品大多选择去其他的陶区。比方说河南禹县，广东佛山，去得比较多的是江苏宜兴和安徽宁国。陶土的那种粗犷力量和奔放的语言，材料使用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审美也在发生改变。现在用景德镇的材料做作品越来越多。

早期我的作品在景德镇展览时批评的声音较多，因为很多作品都是“破坏性”的，打破了千年以来陶瓷的审美惯性。因此普遍不被认可，其实我也在一直反思，以前的很多作品大多处在探索状态比较粗糙，简化地理解了陶瓷的当代面貌。

方李莉：你的这段描述，让我想起了张守智老师告诉我的，20世纪5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高庄先生、梅建鹰先生、祝大年先生，他们到景德镇来，为了提高当地艺人的审美眼光，带来了很多民间年画和民间剪纸。景德镇人看了以后觉得这些民间的东西太粗糙、太简陋。而他们祖祖辈辈为皇帝做瓷器，都是精益求精的非常精美的东西，怎么能拿民间的东西让他们欣赏，我觉得这种心理和他们面对您的作品是一样的。所以，当时的景德镇人在艺术上还是比较保守的。

三、转战北京进入中央美术学院

方李莉：你的作品在学术界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在陶瓷学院也受到了重视，为什么要动念头去了中央美院？

吕品昌：我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在景德镇陶瓷学院还是非常认可的。学校党委和高层对我在国内及社会包括学术界所得到的荣誉，评价很高，并给予了作为一个青年艺术家所给予的特殊的荣誉和待遇。特别是1993年我的作品《阿福之家》入选全国第3届体育美展并获得一等奖（江西省很少有艺术家能在全国美展获一等奖）之后，获得了江西省学术带头人称号并享受了“国务院政府津贴”，学校还为我这么一位没有结婚的青年教师分配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充分体现了学校对青年人才的关爱和重视。

学校对我也是十分器重，1992年把我放到了美术系主任的岗位，全面主持工作。由于事务性工作较多，占用了太多的创作时间，一年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不适应，找不到快乐，也不适应我的岗位和角色。我的内心告诉我，我还是应该回归到学术发展上去，当然若是能够寻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在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里面从事学术。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做了大概不到两年的系主任岗位，就萌生了放弃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念头。

事情总是来得那么巧，1993年9月份我带学生西北行的时候，在北京正好碰上了一个全国人才招聘大会，很多高校在招聘人才，记得我当时简单地制作了一份简历，向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服装学院投了简历和申请，没想到一下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北京服装学院同意作为人才引进。但接下来调动的手续并没有那么简单，陶瓷大学不希望人才流失，还是力劝我能够留下来在学校工作。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游说之后，学校终于决定放我去北京。因此，我在1994年7月调到北京服装学院任教。刚调入北京，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学校无法提供大的空间存放我的艺术作品，只能放在走廊过道上。也因此萌生了做一次个人作品展的想法。经过谋划，10月份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人生当中第1个重要的个展《吕品昌雕塑陶艺展》，这个展览呈现了我在陶瓷大学10多年以来的学术成果。展览的主办单位还是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和北京服装学院。

作为陶瓷艺术的个人作品展在美术馆，当还是不多见的。展览的开幕式和展览期间，邀请了一大批在京的重要学者和著名的艺术家。尤其是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理论家、雕塑家、陶艺家都去了。我还是蛮兴奋和激动的，以前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研讨会上许多的老先生和同仁对我的艺术作品既给予高度的评价，也给予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受益。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展览，吸引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目光，1995年，中央美院美术教育正处在转型时期，需要拓展新的学科，新校园也在望京建设。需要引进人才和学科调整。因此也正是那一年，我幸运地被引进到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并开始筹建陶瓷工作室。

方李莉：那个时候中央美院算是开拓性的，陶艺在当代艺术里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他们很认可你这些作品，很不容易的。

吕品昌：前面我说到中央美院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各个学科都在思考改革和调整。雕塑系在隋建国担任主任之后，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开启了雕塑的材料教学系统建设。中央美院在人才的使用上是包容和开放的。在花家地中转办学期间，雕塑系推进材料教学改革当中，筹建了两个材料工作室，其中之一是以香港著名雕塑家文楼先生名字命名的金属工作室，再一个就是由我负责的陶瓷工作室。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雕塑系的陶瓷材料工作室就投入使用并开始教学。工作室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学生的材料创作实践，让学生有了材料训练的选择，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写实泥塑教育方式。

雕塑系的陶瓷材料教学完全是把陶瓷当成一个材料来表现和使用，用一种新的理念在教学，因为它是在雕塑系学科之下的陶瓷工作室，所以我们没有器皿，不做器皿，只做造型语言的陶瓷作品。从1995年开始，我一直主持这个工作室。随着之后的工作室的调整，选择研究材料与观念语言的学生越来越多，陶瓷材料工作室硬件设备和空间已经很难满足学生的需求。从2003年以后每年都带着第四工作室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毕业班进行毕业创作的同学都到景德镇去做创作。

方李莉：为什么（你现在）带着学生去景德镇做创作，当年你自己做毕业作品，都到外地去？

吕品昌：其实这个改变是非常顺其自然的，因为我发现其实我在景德镇虽然待了16年，但是我没有充分利用好高温瓷器这个语言，当我不断地在国际上交流的时候，我发现高温瓷器的这种表达细腻程度，包括陶瓷的质感，很大层面上是被我忽略了的。再加上景德镇有一套完整的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制作的辅助工人等，可以很便利地帮助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完成他们的作品。所以每年在景德镇最美好的秋季我们都把中央美院的学生带过去，然后利用景德镇完美陶瓷制作资源让学生充分享有，包括彩绘、印坯、翻膜、烧窑等等。一件非常完美的足以体现每一个艺术家完整性的作品就能呈现。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中央美院的陶瓷艺术专业水平一下子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个飞跃是什么，就是我们学生的思想性，结合并利用了他们不擅长的景德镇千年的技术性手段所形成的完整的专业化的作品。有了一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景德镇便成了很多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艺术家艺术创作的重要阵地，走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利用陶瓷为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方李莉：其实这些学生在获得景德镇各种资源创作自己作品的同时，也把自己新的创造力和思考奉献给了景德镇，推动了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的发展。你一年带多少学生？

吕品昌：我每年都会带大概10多位本科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来景德镇上课。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有较好的造型基础，而且思想也非常活跃。我会引导学生用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考试材料，并且使用好景德镇的传统资源和技术，每次上课我们都希望同学们采用试验性、探索性的方式方法来使用我们的传统资源。每次课程结束都会带回一批很有创意的作品。同学们在景德镇创作期间，也和当地的青年艺术家和学生们进行过交流，这种交流显得特别重要，无形中也对当地的陶瓷艺术青年人的艺术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方李莉：那个时候学校有经费吗？

吕品昌：经费很少，可以忽略不计，全是学生自己掏钱。所以我特别感激的是刘远长先生，2002年他还应该是雕塑瓷厂厂长，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边腾出一个200平方米的空间给我们教学使用，作为常年资助中央美术学院在景德镇的创作空间和制作空间，是完全免费的。学生无论是上课还是平时来进行创作，都在刘先生提供的这个空间当中。为中央美院的陶艺教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然后一年一年就这么下来，从没有间断过和景德镇的这种教学和创作的联系。

方李莉：我觉得很奇怪，在中央美院做陶艺是非主流，但为什么您到那里不但没有被边缘，还担任了领导？

吕品昌：我一直回避担任行政职务，希望从事专业，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希望放弃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行政职务，来北京从事专业发展。我1995年调入中央美院以后发现这所学校特别注重学术，从事专业教育的老师们都不愿意花精力在行政管理上，不愿意去做行政工作。因此很多行政岗位都需要有人去做事。我初来乍到，只能服从学校安排。刚开始担任雕塑系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慢慢一步步从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到2008年担任雕塑系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到2020年9月份离开中央美术学院来陶瓷大学任职。在中央美院造型学院和雕塑系担任行政职务一干就是24年。

通过我的经历，我认为，中央美院的学术是很包容的，对人才也是尊重的，没有门户之见，陶瓷比较偏门，而且还不是主流。雕塑学科的主流长期以来是具象写实雕塑，就是要强调基础，写实能力特别强的，有一种说法美院附中毕业的、本科、又读了硕士，那才是央美的传统。像我这样的，跟中央美院没有一点学缘关系，能够最后做到系主任和造型学院副院长，引领这么一个百年学科的雕塑学科，说明中央美院在人才的使用上是兼容并包的，开放的。

对我来说也特别珍惜，我知道这是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和雕塑系同仁们对我的信任。我接了系主任以后，按照前任系主任所构建的教育框架继续深化和完善。把四个专业方向做深做实做强。既有早期从西方传过来的完成了中国特色变革的具象写实新传统，又有传承千年的中华民族民间雕塑体系的本土传统，还有当代材料语言雕塑以及公共艺术雕塑。这四大板块的学科建立起来，就可以满足和适应当下的社会发展，它既是面向国际的，又有面向历史的，还有面向我们当下的社会需求。

虽然我是一个跟中央美院没有学缘关系的人，但同仁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能在一个友善和尊重学术的氛围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履职尽责，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在这些年当中，我和雕塑系同仁们搭建和巩固了几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如做了十三届的“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全国优秀毕业生年度雕塑展”，做了八年的“太原国际青年金属雕塑夏令营”，做了四届的“大同国际雕塑双年展”还包括“潘绍棠雕塑艺术奖学金”和年度优秀创作作品展。这些平台的搭建，实际上无形中就让中央美术学院在这个学科，取得作为全国的雕塑教学的领军地位。

四、转向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新任命

方李莉：你上个月（2021年10月）就已经到景德镇陶瓷大学报到了，也就是说，以后你要把你的目光要转向陶瓷大学了。

吕品昌：是的，我已经在（2021年）9月24日上任景德镇陶瓷大学主持行政工作副校长一职，毫无疑问，我将把目光和工作重心放在陶瓷大学，陶瓷大学是培养了我的母校，中央美院对我是有栽培之恩。我至今清晰地记得9月23日下午我要飞赴陶瓷大学上任，中央美院党委破例为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史馆这么一个神圣的殿堂，举办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欢送仪式，在这个仪式上，高洪书记和范迪安院长对我在中央美院工作的25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更让我感动的是，中央美术学院作为年度艺术家提名在美术馆为我举办了“埴象——吕品昌从艺30年”大型个展，这是中央美术学院送给我的一份认可和厚礼。

方李莉：祝贺您！这是您多年努力得来的，相信您到景德镇陶瓷大学，回归到景德镇这块泥土中，一定还会有大的作为。

作为一名研究景德镇问题的人类学者，我非常关心您是如何把中央美院的资源与景德镇这座城市的发展联系到了一起。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陶溪川那里建了中央美院的基地，有您在负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基地，就可以把中央美院包括国内外优秀的陶艺作品介绍到景德镇，我觉得对景德镇是一个刺激，因为按照人类学的观点来讲，一个地方的发展光靠本土资源是发展不了，必须要有外来的刺激。

吕品昌：说到景德镇陶溪川中央美院陶瓷艺术研究院这个事情，还要从2015年10月份范院长受邀参加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活动说起。

时任景德镇市委、市政府领导钟志生和史文斌陪同范迪安院长参观了陶溪川，由于陶溪川的建设定位非常高，市领导也特别希望引进中央美院。范院长当即表示，陶溪川很美，我们到这里来设一个研究机构，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的传承创新做一些工作。这就有了中央美院陶瓷艺术研究院在陶溪川的落地。

陶溪川文化旅游集团提供了2000平方米“拎包入住”的空间给中央美院做研究和教育基地。同时设立了一个美术馆用于展览和推介中央美术学院的教育教学成果。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们做了22个展览，面向中央美术学院各学科，有油画、版画、雕塑、壁画、陶瓷，展出的都是用中央美院最新的创作成果，这些展览起到了很好的学术引领和教育普及作用。应该说最获益的是这所城市的大学年轻的学生们和当地的从艺人员。

方李莉：这也是我要采访您的重要原因，不断的外来交流和外来刺激，是景德镇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景德镇能发展到今天和受到大家的关注，不仅是由于世界各地来的“景漂”，您在这里作为桥梁把中央美院的资源引进来也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我一直在思考景德镇的当代历史是如何构成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关键性的人物，做了哪些关键性的事情，让这个历史变成今天这个模样，这是大家都很关注，也是很重要的。

吕品昌：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发展，也取决于这个城市的领导者的决策能力。我认为，景德镇市委市政府能够充分信任中央美院，这非常重要。

方李莉：景德镇能够走到今天，的确是因为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人，做了一些重要的事，引进了一些关键性的人才和资源，这是值得好好总结的。

吕品昌：景德镇市委市政府还做了景德镇城市的文化建设，城市的交通梳理，城市环境的改造，这个我觉得也是让所有世界的景漂艺术家愿意扎根景德镇的原因。现在的景德镇是有颜值的，山清水秀，是有气质的，还是有底蕴的。千年的文化古都，陶瓷艺术的品格上来了，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也提高了。

五、对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未来展望

方李莉：嗯，我采访他（钟志生同志）的时候，他说环境也是生产力，这样的观念我觉得很好，其实一座城市的变化，往往是从观念的变化开始的。景德镇发展到了今天，未来的路应该如何继续走是值得思考的，我们今天讲到了中央美院对景德镇的影响，但景德镇的陶瓷大学呢？我觉得应该在景德镇起更大作用。钟志生同志曾跟我讲陶瓷大学以前发展的幅度不是太大，他希望未来景德镇陶瓷大学在你的主导下，会有更大的发展。他认为，景德镇就是一个课堂，就是一部书，但以前陶瓷大学并没有太重视对景德镇的研究。一座城市只有研究它的人多了，它才能发展得起来。

吕品昌：其实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陶瓷大学还是办得很成功的。虽然它地处偏僻，交通不够发达，但由于有一批全国各地来的优秀的，有责任心的一批老艺术家、老教授们，带出了一批非常奋进的、努力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有了出息成了气候，成就了一批在全国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上有影响的学者，被誉为“陶院现象”。毫无疑问，陶瓷大学有了这一批人扩大了陶瓷大学的社会和学术界的影响力。包括陶瓷大学的工科也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在佛山、在全国各地的陶瓷行业占有了重要的地位，都很有分量。

但是，近段时期以来，陶瓷大学在学科内涵建设、服务产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上没有跟上时代步伐，学术和科研水平滑坡严重，社会影响力和认知度渐渐丧失。高度的行政化和官僚主义以及严重狭隘的行政管理思维模式，导致了陶瓷大学很长一段时间，与景德镇地方政府的合作是若即若离的，学术研究没有深深扎根在景德镇的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没有为地方文化和经济事业服务，所以导致了陶瓷大学失去了它的最鲜活的东西，离开了生长的土地的学术是没有根基的。也就是说，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一所学校是没有办法办好的。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江西时提出了关于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的新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千年难遇的机遇，是所有瓷区都想要都要不到的一个机遇。试验区的建设，可以大大推进景德镇作为中国瓷都，作为世界瓷都的地位。

我想，陶瓷大学未来肯定要是用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在崇尚学术、尊重人才、崇敬贡献的前提之下，围绕陶瓷特色构建新型的学科架构，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学校完全有可能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中国是陶瓷的母邦，陶瓷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与其他的艺术表现学科和门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陶瓷，中国应该最有话语权，中国的英文名字大写叫中国CHINA，小写就是瓷器。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陶瓷大学是最有可能打造成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学的，因为有中国特色。在未来的建设中，我们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当下的陶瓷缺什么？缺的是理论研究，我们没有人去研究景德镇的陶瓷艺术的历史，没有人去研究景德镇陶瓷技术的历史，一个陶瓷大学缺乏理论研究，没有自己的批评家队伍，没有自己的策展团队，景德镇陶瓷大学就没有承担起这个义务来，没有建立起一支这样的研究队伍来，连像样的展示陶瓷作品的展览空间都没有，怎么宣传我们的陶瓷艺术？如何推广陶瓷大学的学术成果？这还是陶瓷大学的一个优势学科吗？所以下一步我要具体狠抓美术馆的建设以及品牌活动，包括各个院系的品牌活动，要把影响力做大。

我在上任的第一时间就拜访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我认为陶瓷大学有责任和义务依托自身的学科和国际影响力助力景德镇市提升景德镇陶瓷活动的水平和质量，打造一个高端的品牌，包括景德镇瓷博会，景德镇陶瓷大学要和景德镇市政府充分合作，把景德镇瓷博会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是高端的学术要做，展览要做，另一方面，要办好陶瓷博览会带动景德镇的经济，我们要从文化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瓷博会。总之，我们要依托景德镇办教育，陶瓷大学应发挥好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的文化职能。

方李莉：我研究景德镇20多年，在2000年初出版了三本专著（景德镇民窑、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飘逝的古镇——瓷城旧事）。后来我陆续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重大课题，带领一支团队长期对景德镇进行研究，积累了系列的研究成果，将在近期出版。其中，与课题组成员合作的一套景德镇百年变迁三本书：《从传统的危机迈向对现代化的求索（1919-1949）》（李松杰著）、《从传统的断裂迈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型（1949-1990）》（王永健著）、《从传统的回归迈向艺术之城的建构（1990-2019）》（方李莉著）；还有一套我独著的两卷本的口述史：《迈向工业化发展的景德镇（1949-1990年）》《传统文化复兴中的景德镇（1990-2019年）》，我今天给您做的访谈将会收入到口述史的下卷，同时也会将一部分用到百年变迁的第三卷中，我是在为将来的景德镇的历史在做研究，为建造了景德镇历史的人写传，凡是接受我访谈的人都是我认为能在景德镇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另外，我还带领学生们做了一系列有关景德镇当下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上、中、下三本的《从生产地到艺术区的社区历程——超现代性的景德镇发展模式》。我想这些书出版后，会帮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景德镇百年的变迁，并更深刻地认识到当下发展的意义及未来的许多可能性。

吕品昌：书出版后，可以在陶瓷大学做一个首发式，学校为你安排一个学术讲座。我认为未来的陶瓷大学一定要给学术研究一个重要的位置。

方李莉：非常高兴您有这样的想法，当下景德镇被列入到了国家的实验区建设的一部分，陶瓷大学作为当地最重要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确是要在理论研究这一块做出贡献。以往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不重视学术，因为做学术研究钱少，做创作容易出名也容易挣钱。希望您担任校长以后，不仅要促进陶瓷艺术的创作，同时也要把陶瓷的理论、陶瓷艺术批评、陶瓷考古和陶瓷历史研究这一块抓起来，让景德镇陶瓷大学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今天收获非常大，谢谢您能接受我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