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上半年，在原杭州东南化工厂的厂址出土了大量具有南宋时代特质的精美瓷片标本，且窑口十分丰富。

据不完全统计，有越窑、定窑、建窑、吉州窑、汝窑、巩县窑以及高丽青瓷等，其中越窑、定窑出土量甚巨。

因杭州东南化工厂厂址距南宋皇城遗址不远，地理位置较特殊，加之出土瓷器内涵的多样性，引发了众多古陶瓷爱好者的浓厚兴趣。

由于越窑停烧于南宋早期已被大多数学者公认，加之伴出的瓷器中未见南宋官窑瓷器以及在南宋中后期常见的龙泉青瓷，故将它们归为南宋早期宫廷用瓷应是恰当的。

今将之撰写成文，以抛砖引玉，草率及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 出土地点与出土瓷器 |

原杭州东南化工厂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与上仓桥路交叉口，西临六步桥，再往西即为南宋御街（今中山路）。

据吴自牧《梦粱录》［1］卷七《大河桥道》载：“自和宁门外登平坊内曰登平桥。次曰六部桥，即都亭驿桥。”

六部桥又有都亭驿桥之称，都亭驿与六部桥的位置极近。

《梦粱录》卷十《诸官舍》云：“左右丞相、参政、知枢密院使签书府，俱在南仓前大渠口。侍从宅，在都亭驿。”

说明这一带为南宋时期政府衙门及核心机构的汇集之所。

而《梦粱录》卷十《馆驿》则更进一步说明了都亭驿的位置所在及其功能：“都亭驿在候潮门里泥路西侍从宅侧次，为馆伴外国使人之地也。”

又经与《咸淳临安志》中的《南宋皇城图》［2］（图一）对查，基本上可判断原杭州东南化工厂的地点即为南宋临安城的都亭驿位置所在。

图一 《咸淳临安志》中的《南宋皇城图》

都亭驿，相当于今天的国宾馆，北宋时在东京汴梁就已设立。

了解了该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我们便不难理解此处为何会集中出土如此丰富且质量上乘的南宋各窑口瓷片了。

| 越窑 |

出土的越窑瓷器有碗、盘、盏、壶、盖罐、钵、炉、长颈瓶等，均为传统越窑釉色。

基本采用垫圈垫烧，装饰手法主要有划花和刻花两类，也有印花、镂空、堆塑等，纹饰有莲瓣纹、荷花纹、菊花纹、兰草纹、婴戏纹、牡丹纹、波涛纹、摩羯纹、龙纹、凤纹、花鸟纹等，题材广泛，线条流畅，技法娴熟 ( 图二至图十)。

少量标本还带有釉下或釉上刻款，如“御厨”、“后苑”、“殿”、“贵妃”、“慈宁殿”等（图十一至图十六）。

以往人们对越窑的认识是越窑在北宋中晚期已衰亡，而对于南宋越窑的认识则存在着不确定性，即没有一处越窑遗址能被确定为南宋时期。

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寺龙口窑址的发现与发掘，得知越窑的烧造历史延续到南宋时期。

寺龙口窑南宋时期烧制刻划花青瓷与乳浊釉青瓷两类产品，前者虽为越窑传统釉色，但与北宋时期的产品相比风格差异明显，较易判别，另外其刻划方法及纹样与北方定窑、耀州窑的刻划花瓷器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者则是以往所未见，古陶瓷研究界普遍认同这类产品与河南汝窑有一定关系。

将出土的越窑标本与寺龙口越窑窑址南宋早期地层出土标本比对，所有器物均能一一对上号，表明应该就是当地的产品，这也与文献记载吻合。

因此基本可以肯定这批越窑产品的产地为慈溪寺龙口。

| 定窑 |

出土的白瓷可分为两类：

一类釉色白净，胎质紧密，制作精致，为典型的北方定窑产品；

一类釉色偏黄，胎质相对于前者疏松，类似过去学者所谓的“南定”产品。

两类器型均以日用的盘、碗、罐为主。

定窑产品以白釉为主，装饰手法中，刻划花和印花的数量都很多。

刻划有萱草纹和荷花、荷叶的，均为定窑常见的装饰纹样；

多单面刻划，也有少量双面装饰的，线条流畅。

印花类题材比较丰富，有海水鱼纹、凤纹、螭纹、龙纹、飞雁纹等。

无论刻花还是印花均制作精美，堪称定瓷中的上品（图十七至图二十五）。

有少量刻款标本，包括釉下和釉上刻款，如“苑”、“殿”、“尚药局”等（图二十六、图二十七）。

一些盘碗器皿的外壁还涂有一层暗红色的漆，且所有上漆的外壁均为素胎（图二十八至图三十）。

笔者还见到两件黑釉碗，胎体轻薄，釉色黑亮，釉施至近圈足处露白胎，胎质坚致细腻（图三十一、图三十二）。

| 其他窑口 |

建窑

出土一些黑釉茶盏，胎骨紧密，釉色黑亮，属常见的建窑产品，个别底部涂有黑漆或刻有“供御”款（图三十三、图三十四）。

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一件器身带有结晶斑点的茶盏，蓝紫色的不规则斑点熠熠生辉，宛若新作，令人称绝。

其因曜变而生的艺术效果丝毫不亚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所藏的同类作品，是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建窑茶盏中呈色最上等之产品（图三十五）。

图三十四 建窑茶盏底部涂黑漆

图三十五 曜变天目

吉州窑

同为茶盏的吉州窑产品，虽然质地粗松，但与建窑独创的油滴、兔毫及曜变天目等神秘釉色不同，其创新的木叶纹及剪纸贴花类的作品，别有一番风雅情趣，让人耳目一新。

出土的几件茶盏及罐类器皿，黑、褐釉上以木叶纹、剪纸贴花、玳瑁斑等作装饰，均为典型的吉州窑风格产品（图三十六、图三十七）。

图三十六 吉州窑梅瓶残片

图三十七 吉州窑茶盏

高丽青瓷

就笔者所见的几件高丽青瓷标本，有茶盏、鸳鸯形砚滴以及梅瓶类型的大器残片。

装饰方法既有素面也有阴刻、阳刻等高丽青瓷于12 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纹样及象生器形（图三十八、图三十九）。

图三十八 高丽青瓷梅瓶残

图三十九 高丽青瓷鸳鸯形砚滴

（4）此外，笔者还见到几件汝窑及巩县窑绞胎器残片，因数量极少，这里不再展开介绍。

| 由出土瓷器引发的思考 |

1、关于南宋越窑中的类汝窑乳浊釉产品

在原东南化工厂出土的众多南宋越窑标本中，几乎未见类汝窑乳浊釉产品。

结合寺龙口发掘报告称：“乳浊釉产品器形和釉色都达到合适的标准的较少，往往生烧或过烧，说明窑工还未能熟练掌握这一技术，此时还处于初期和试制阶段。” 

笔者认为，寺龙口仿汝窑产品在南宋早期尚未作为成熟产品批量进入宫廷使用，后随着京城重设的南宋官窑的烧造成功，宫廷没有必要再舍近求远，从而放弃了这类产品的生产，这也是类汝窑产品无论在窑址还是京城出土量都不大的原因。

毋庸置疑的是，越窑窑工们尝试用不同的胎釉和窑炉来恢复深得高宗青睐和怀念的汝瓷，其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为其后南宋官窑的重设打下了技术基础。

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刻划花牡丹纹梅瓶，高20.2厘米
浙江慈溪匡堰镇寺龙口越窑遗址第六期地层（南宋初期）出土

关于高丽镶嵌青瓷的生产时间

我们注意到，南宋临安城时有出土的高丽镶嵌青瓷，在原东南化工厂的出土物中几乎未见。

过去，韩国及日本有部分学者依据出土于高丽王朝仁宗（1123-1146）长陵的青瓷遗物中没有发现镶嵌青瓷以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对此也无记载为由，提出高丽青瓷的镶嵌技术产生于12 世纪中期的说法，此论一直因为论据不足而未得到充分认可。

如果这批出土物确为南宋早期的产品，那么这倒恰好可以作为镶嵌青瓷产生于12 世纪中期的一个论据。

高丽青瓷

曜变天目在南宋临安城遗址出土的意义

在原东南化工厂出土的瓷器碎片中，建窑产品的出土量并不多，而其中一件曜变黑釉盏虽残缺不全，却颇为引人注目。

这件黑釉盏残件，经过拼对之后，大约保留三分之二，基本可窥探器形的全貌，尤其是断面部分，清晰可见。

盏口径12.5、高6.8 、底径4.2厘米，口沿外侈，圆唇，碗壁束口处有一道明显的折棱，斜弧腹，腹部较深，碗心稍平，矮圈足，挖足浅，外足墙垂直，足心较平。

露胎及断面的胎体呈色乌黑，胎骨紧密，口沿釉层较薄，釉色稍浅，接近底部釉层加厚，有聚釉、流釉现象，釉不及底。

整体釉色乌黑光亮，难得的是，碗内壁布满光彩夺目的曜变星斑纹，蓝紫色的光晕包围着形成圆点状的大大小小的黑釉，恍若黑夜中的朵朵霓虹，闪闪发亮。

曜变从口沿一直延续到内碗心底部，而外侧碗壁的曜变纹则稀疏开朗。

宋代建窑茶盏底部涂黑漆

 曜变黑釉盏线图

众所周知，黑釉茶盏在日本被称之为“天目”，是日本禅僧学习中国茶道的重要道具。

过去，在建窑遗址只发现过零星的、个别的类似曜变天目的极小碎片，从质量上看窑址出土的零散残片无法与这两件曜变天目相媲美。

而同样上手过这两件曜变天目盏的日本学者森达也先生也介绍说，静嘉堂的曜变天目是有明显使用痕迹的，原东南化工厂出土的这件曜变天目残件则恍若新品，未见使用痕。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件稀世之宝未经历茶水的洗礼？

这恐怕会是个永远的谜题，同时也将留给后人无限想象的空间。

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瓷器标本的出土，无疑为我们了解南宋早期宫廷用瓷开启了一扇宝贵的窗户。

值得关注的是，这批瓷器中独不见南宋官窑瓷和龙泉窑青瓷，这是否可证明南宋官窑的设立时间稍晚于此时？

或者，南宋官窑早期生产的目的是为祭祀礼器之用而非日常用瓷；

而作为南宋贸易瓷中数量最大的龙泉窑瓷器，在临安城遗址考古及城市建设中时有发现，但在原东南化工厂工地中并未出现，是否龙泉窑青瓷作为南宋宫廷用瓷的时间要稍晚于其他窑口的产品？

当然，此次的发现仅仅是南宋早期宫廷用瓷的一个缩影，但由于其特殊的出土地点，典型性不容忽视，而从中释读到的信息，也引发了我们诸多的思考。

瓷器，仅仅是当时宫廷生活的一项物化载体，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到南宋早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诸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