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前一阵子，河南遭遇千年未有的暴雨，洪水围城，一片泽国，灾情令人揪心。近期，南京等地发生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引起的疫情，波及数个省份，使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又变得复杂严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抵挡住各类灾害的发生。
现代文明尚且如此，农耕社会的古代，灾害给百姓造成的苦难可想而知。而除了天灾，还有战争等破坏性更强，破坏力更大的“人祸”。由此，笔者也常感叹，如瓷器这般脆弱的易碎品，流传至今的都不容易。作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器皿或是清赏陈设，其传承过程中是否也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过？在现今的传世品中，是否有一些还能找到曾经“天灾人祸”的伤痕记忆？
其实，就拿龙泉青瓷来说，元代窖藏数量最多，即和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相印证。南海一号、韩国新安沉船等出水的龙泉青瓷，则是海难的见证。这些瓷器在海水中长期浸泡，经受海水的腐蚀，海底洋流泥沙的冲刷打磨污染等，釉面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磨蚀侵蚀甚至剥落，有些会附着周围环境产生的凝结物。即使是淡水环境，像山东菏泽元代沉船的出水瓷，也有明显的受腐蚀迹象。
该古沉船处于元代时期黄河北支的河床上，其出水的瓷器上附着铁锈斑（船上可能有较多铁器），凝结泥沙污染物的现象较突出。
考古打捞的出水瓷相对集中完整，面貌十分明确（公开展览的一般已进行过保护性清洗修复），相比之下，有些经历过特殊环境的瓷器就很难辨认，比如遭遇火灾的“火烧瓷”（各位看官若有更好的称法，可在文后留言讨论）。火烧瓷大多出于古代生活遗址，相对零散，面貌也复杂多样，很容易发生误断，在收藏过程中值得关注。
最初是有朋友拿这件炉子来征询我关于烧制年代的意见。该炉尺寸很小，口径8公分，高7公分，形制规整，釉色淡雅，但是釉面多处呈皱缩状，有几处还附着黑乎乎的凝结物。用锐器刮开后，看得出是铜，表面氧化所以变黑。
此件炉子总体来看还是十分古雅的。好几个朋友看到后，觉得可惜，都建议我将那几处像疤痕一样的瑕疵进行修复。我仔细观察了下，金属杂质已经深入釉层乃至胎骨，确切地说，两者已经熔合在一起，这是无法修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包括釉面的多处“皱皮”，以及三足底端的烟熏痕，其实都说明，这件炉子经历了火灾。
还有人说，瓷器本来就是高温烧出来的，还怕火吗？
我们古代的房子大都“构木为巢"，主要框架是木结构的，松柏杉树等木材都是常见的建筑材料，而这些木材本身也是”燃料”。尤其年份长了以后，木料变枯朽，变干燥，含水量极低，质地疏松，产生裂缝，构件拼接处产生缝隙，更为易燃。另外，古人屋内还常悬挂字画，帐幔等织物，一旦发生火灾，形成立体猛烈燃烧，短时间内火场温度便可达到1000°C以上。也即可以达到低温陶瓷的烧成温度，还有铜的熔点。
当时这件炉子的边上应还放有铜器，火灾中，瓷炉和铜器触到一起，烧到一起，故留下这样的“伤疤”。
多番打听得知，该炉子最初出自杭州城某处生活遗址。
杭州出土的火烧瓷器例还是有一些的，除了龙泉青瓷，还有其他窑口的瓷器。这些火烧瓷过火程度不一样，有轻有重，所以面貌十分多样。轻微过火的，没有多少痕迹。不留意很容易忽略。严重的，釉面的破坏就比较明显。更有甚者一摞碗粘一起的，和瓦片粘一起的，和不同窑口瓷器粘一起的，比如龙泉青瓷粘着定窑器……乍一看，很容易当成窑里烧坏的残次品，当成窑址出的废弃品。
被火烧过的钧窑残片，气泡已破
未经火患的钧窑残片
以前在查询翻阅古代杭州地方志（临安、钱塘、仁和等，清代版本居多）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杭州城的火灾。不仅记录次数多，火灾严重程度更是令人震惊。比如康熙五年十二月“大火一昼夜，延烧七里，焚毁民居一万四千家”（《康熙钱塘县志》）。明末清初名士毛奇龄《杭州治火议》中说：“杭州多火灾，岁必数发，发必延数里……予僦杭之前一年，相传自盐桥至羊市，纵横十余里，其为家约六万有余，死者若干人。”（印象里还有比这些更严重的记载）
杭州城的这些火烧瓷或正是杭州古代多火患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