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瓷文具的演进史上来看，早在长沙窑文具兴起前，瓷文具制造已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瓷文具最早可追溯到魏晋时期蛙形水盂、兔形水滴、三足砚等文具的出现。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因瓷器本身的特征和品格而被时人所重视和使用，瓷文具使用更加普及，逐渐成为文具的主要种类。

在我国瓷质文具发展至隋唐时期，制瓷工艺及装饰技术发展迅速，在众多材质文具中，千峰翠色的越窑文具、类银类雪的邢窑文具、釉下彩色的长沙窑文具相互映照，瓷质文具在唐朝盛行一时。

越窑和邢窑生产的文具大多数提供给当朝的官府机构使用，而长沙窑文具由于自身制作工艺较为简易，在使用中又具有不渗不漏、耐蚀耐磨、易洗涤以及价廉等优势而广泛深入到民间社会，已成为当时中下层读书人不可缺少的学习用具，需求量不断扩大，促进长沙窑文具的兴起与发展。

长沙窑的文具

罗平章先生曾经在其文章中高度赞扬过长沙窑文具的历史地位，表明在唐朝数量众多的窑口中“长沙窑的文房用具一枝独秀，不但数量多，品种齐，而且也特别讲究造型与装饰。”这就很清楚地概括出长沙窑文具的特点。

水盂

水盂，是供人们磨墨时用的盛水器物。水盂在最初只是砚中的小水池，这一点在汉砚实物中得到例证，到了唐初小水池变成夹在砚上的水盂。

可是始终储蓄的水量太少，使用不方便，于是在唐代出现独立的瓷质水盂。水盂和水注原是同物，两者最大区别是水盂一个口即注水口与出水口为同一个，而水注有两个口即是分出水口和注水口，使用起来更为方便，从这也可以看出水注比水盂要晚出。

笔洗

笔洗，洗笔之器。最初产生的年代已经不可考了，但是用玉、陶瓷制作笔洗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以前，没有专司其职的笔洗，而是由其他器物替代，长沙窑笔洗的大量出土看到了笔洗在文化推动下的蓬勃发展。

白居易有诗云：“每一诗成，辄洗其笔”，可以从中看出唐人对笔洗的喜爱程度和使用频率。

水注

水注又称为砚滴，是为了向砚中注水之器。具体出现的年代不可考，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

可知砚滴晚于水盂出现。水注是长沙窑众多出土文具中最为出彩的品种，特点在于多变装饰风格及奇特造型。

镇纸

镇纸，主要用来镇压书纸，纸张固定便于写字。长沙窑镇纸多是上部为动物造型，下面附一底板；亦有因形而导，将动物身体的一部为底板，如龟。

造型多种多样，现在可见有羊、狗、鸡、豹、马、狮、虎等等。器物表面大部分同时施青、绿、酱等几种釉色，使其美观大方。

砚台

砚，磨墨工具。瓷砚大约在我国魏晋时期开始制造，唐朝时是陶砚使用达到全盛时期。另外在唐代石砚已开始讲究石材，有名的端石、歙石、洮河石已经开始采制砚，所以并不多见长沙窑砚台实物。

笔掭笔掭又称作笔砚，主要用于人们理顺笔毫或验墨浓淡，经常被制作成树叶形。在下笔行文之前可以先用它来掭墨吮毫，从而避免书写时发生浓淡不均共同墨色。

“长沙窑”装饰特征

首先，具有长沙窑陶瓷器的一般装饰特征：以模印贴花、釉下彩斑、釉下彩绘以及书法题记最具特色。模印贴花，是一种仿金银器中的捶揲镶嵌式技法，其工艺方法：先将绘画图形制成模具，用湿泥压印成薄片，当瓷器胚胎半湿未干之际，贴在器物上作为装饰。

这种半浮雕式的装饰画，既有瓷器工艺之美，又兼有金银器造型和装饰的效果。釉下褐斑和模印贴花一起使用，达到一种神秘和突出的视觉效果。

长沙窑首创釉下彩和釉中彩工艺技术，注重把人物、花鸟、山水及诗文创造性结合运用于装饰艺术，并非常巧妙地把传统器物装饰方法如模印、堆贴、划花、捏塑、剪纸等工艺移植过来，开创了一条风格迥异的装饰手法。

长沙窑褐釉模印贴花双耳罐

长沙窑陶瓷器在当时应是一朵奇葩，当时唐代瓷器还沉溺在南青北白的得意之中，而长沙窑就把身边的一草一木，诗词歌赋等，随手而成般装饰在陶瓷器之上。题材丰富，画风随意率真，但是颇具写意风格。在市场的推动下以前卫的、大胆的创作吸引世界人的眼光。

其次，作为文房用具，它在实用的基础上更多倾注了读书人的审美情趣而变得丰富多彩，奇巧有趣。如动物造型的水盂、水注、镇纸等小巧可爱，非常有趣。长沙窑的窑工们细心观察体悟身边的一山一水一物，用泥土把热爱生活的快乐，用手捏塑出来，在人与自然的磨合过程中，用智慧创造出生活的美。

文具作为唐代人们日常学习和生活用品,在政明化开的背景下，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读书人激增，即文具使用者群体的扩大，加之长沙窑文具的价廉物美，都促进了长沙窑文具的兴起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