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晖（章静 绘）

由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不久前在上海博物馆开幕。1998年，唐代“黑石号”沉船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发现，出水了大量陶瓷器、金银器、铜器、铁器、钱币、玻璃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展览中可以看到唐代南北方著名窑场的诸多精品，如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彩绘瓷、白釉绿彩器等，填补并加深了人们对唐代瓷器生产的认识。巩义窑青花花纹盘在沉船上发现，证实了中国青花瓷器早在唐代便已远销海外。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刘朝晖教授长期从事陶瓷史，尤其是外销瓷的研究，在采访中他表示：中国瓷器在历史进程中，其实是不断地与域外文化进行着交流，与各国陶瓷文化发生联系。他强调把陶瓷放在物质文化史的范畴里，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讨论外销瓷。

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

首先想请您简单谈谈中国外销瓷的缘起和历史?

刘朝晖：外销瓷，也被称为贸易瓷，一般是指那些大批量销往境外的瓷器。当然在境外出土和留存的中国古代瓷器，并不一定都是通过商品贸易的方式输出，比如当时宫廷的对外赏赐，即所谓的“赐赉瓷”。因此，故宫的王光尧先生提出“输出瓷器”这一概念，来涵盖这些历史上留存在境外或在境外出土的中国瓷器。今年10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外销瓷的研讨会，也有研究者提出外销瓷概念界定的问题。我也赞同这些讨论，不过一般在现在的研究中，我们通常还是把通过各种方式输出到境外的古代瓷器，无论是民间或官方贸易，还是赏赐和外交途径，都会笼统地放在外销瓷或者贸易陶瓷的名下。

中国外销瓷的起源其实是比较早的。我们一般认为始于九世纪的晚唐时期。最近上海博物馆黑石号沉船的展览，非常具有代表性。沉船里面，有一件长沙窑的瓷器带有纪年刻铭——“宝历二年”，就是公元826年。台湾大学谢明良教授最早对黑石号沉船瓷器做了研究。他考证了船上装载的各类瓷器，有越窑、长沙窑、广东的青瓷、北方的白瓷等，这些产品大致的年代也都是在九世纪的上半叶。因此推断这艘船大概就是在826年左右沉没，学界都基本认同，所以这是当时中国外销瓷输出的一个缩影。当然，现在的学者，如谢明良教授还有一篇文章讨论在日本出土的唐三彩，把中国外销瓷的起源推至更早。我们中国人想到唐三彩，通常都觉得是随葬的明器，但是唐三彩还有不少是日用器，包括外销输出的。朝鲜半岛、日本都有出土，而且数量还不少。在日本，很多唐三彩是在寺院里出土的。这些盛唐时期的三彩，时代应该在八世纪，而且数量很大。所以谢老师提出来，是不是这批在日本出土的唐三彩，也是贸易商品，而不是由遣唐使带回去的。他觉得有贸易的成分。这次上博配合黑石号沉船展而举办的“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上，北大的秦大树教授也认为，中国大规模陶瓷海上贸易是从八世纪后半叶开始，主要外销的陶瓷器是河南巩县窑产品，包括唐三彩和白釉绿彩。

黑石号出水的唐青花盘

更早的就是汉代和六朝时期，朝鲜半岛就有出土中国的越窑瓷器。我们不会把它当作是外销瓷，因为当时那些地方属于乐浪郡，有很长时间是在中国的版图范围。九世纪开始，中国的外销瓷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西亚等地都有大量出土，甚至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都有发现。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外销瓷品种，南方地区有浙江越窑的青瓷，还有广东的青瓷，不过长沙窑是主力，它有很多是彩绘的；北方地区以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的白瓷为代表。到了十世纪以后，外销瓷器中越窑开始兴起，在贸易瓷里占主流。到了宋代，出现了大家都熟知的“南海一号”沉船。宋元时期，青白瓷和浙江的龙泉窑青瓷成为瓷器贸易的大宗产品，这跟当时中国瓷业本身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南海一号”沉船上看到的主要货品也就是龙泉青瓷和青白瓷，青白瓷除了景德镇外，还有福建德化的产品。

每个时期，外销瓷的变化除了跟瓷窑兴衰有关系，贸易港口变迁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看到很多外销瓷窑场是向港口的方向聚集。比如北宋晚期泉州港的发展，就为福建窑业带来新的契机。刚才提到“南海一号”上福建德化的青白瓷，是宋代德化窑仿照景德镇青白瓷而生产的，其主要目的是出口外销，因为德化离泉州港很近。南宋时期，福建陶瓷取代广东陶瓷，在外销中占据较高的比例，也与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由广州向泉州转移有关。

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宋元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景德镇瓷器开始兴起了。明代初年还是龙泉窑青瓷为主流的外销品种，但到了十五世纪的中晚期，景德镇瓷器就在整个市场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先后来到亚洲，中国瓷器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开始大规模销往欧洲、美洲，形成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明清外销瓷以景德镇瓷器为主流，还包括龙泉窑青瓷、福建德化白瓷、漳州窑青花和五彩等。

贸易体制跟瓷器外销有很大关系。唐宋时期，包括元代，陶瓷外销还是民间海外贸易占的比重比较高，这一格局在明初发生重要变化。明代前期，陶瓷输出基本控制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体制之下。在朝贡体系下，明朝将陶瓷器作为赏赐品、礼品，以及交换其他物资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明代实行海禁政策，严禁私人贸易，这使得中国陶瓷的输出量下滑。在朝贡贸易的体制之下，出现了比较特别的现象，比如琉球使节借着朝贡的机会，把赏赐得到的瓷器，以及私下购买的龙泉瓷器，带回以后做转口贸易，再销往东南亚、日本。

走私其实是屡禁不绝的。十五世纪中晚期开始，民间贸易暗潮涌动，商贩出洋贸易从事走私活动已经势不可挡。从亚洲市场的陶瓷贸易情况看，在明代初年的洪武、永乐、宣德时期，东南亚沉船出水的瓷器中，中国瓷器的比重远远不及泰国、越南的瓷器。国外的学者会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出现了“明代断层”（Ming Gap）。但是到了成化、弘治之后，中国瓷器的占比马上就上升，而且很快把其他国家的份额取代了。到了隆庆元年，明朝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使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整个陶瓷贸易就又有很大的增长。西方人来了以后，特别是荷兰人在17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巴达维亚设立亚洲总部，并在中国台湾南部，日本的平户、出岛设置商馆，以公司化的操作模式贩运中国瓷器，这样整个贸易的情况又跟之前不一样了。到了清代，中国和西方各国贸易集中在广州。欧洲各国都先后成立东印度公司，直航广州，与中国进行茶叶、丝绸、瓷器等贸易。

欧洲人来了以后，最初我们看到的是零星的特殊定制，比如十六世纪葡萄牙人会在瓷器上定制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也有学者认为是若望三世）的徽章。这种纹章瓷的出现，就是因为欧洲的订制需求，买家会提供样稿。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提供样本模型，要求中国制作，有点像来样加工。当然这些是外销瓷里面比较特别的种类。

青花曼努埃尔一世纹章纹碗

国外收藏的那些外销瓷，中国产的占了多大的比例？目前有没有大致的一个数量？

刘朝晖：我没有看到具体的国外收藏外销瓷的统计。但是我们可以以几个比较重要的收藏大致来看一下，然后再结合我自己考察过的一些国外知名博物馆的经历来谈谈。有几处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外销瓷收藏，比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殿。托普卡比宫是奥斯曼帝国的皇宫，收藏了很多中国的瓷器，现在也是一个博物馆。它里面的中国瓷器做过统计，是一万多件。从元代的青花瓷（当然也有蓝釉）、龙泉窑青瓷，一直到清代瓷器。既有民窑，也有明代特别是明初的一些官窑。它当然不是一次性收藏的，是陆陆续续收进的。

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托普卡比宫收藏的元明瓷器

研究元代或明代青花瓷，跟托普卡比宫殿一样重要的，还有伊朗的阿德比尔清真寺。这批收藏是阿巴斯大帝在1611年的时候，奉献给寺院的。中国瓷器的收藏量不是很多，统计下来大概一千两百件不到，但是东西质量很高。我们知道元青花是很珍贵的，有学者推测全世界总共是三百多件，而最重要的两部分收藏就是在托普卡比宫和阿德比尔清真寺。

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

阿德比尔寺收藏的明代宣德官窑青花莲纹盘

如果我们讲十七世纪外销瓷，德国德累斯顿强者奥古斯都的收藏就很重要。收藏的建立者是萨克森选帝侯、强者奥古斯都，同时也是波兰国王。奥古斯都的那批收藏，据说总共有两万多件，其中中国瓷器有一万多。它的藏品都是有标记的，下面会刻符号。当时入藏时有记载，等于有档案。这批藏品主要收藏在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但也有一些散落到其他博物馆。非常巧，我竟然在广东东莞展览馆近年购藏的外销瓷里，发现有两件原本属于奥古斯都收藏的瓷器。最近外销瓷研究的著名学者、荷兰的约尔格教授（Christiaan Jo rg）牵头组织专家团队正在把世界各处的奥古斯都收藏品编成电子版的图录，会对研究极有帮助。在德累斯顿下面，还有一个小镇麦森。欧洲最早的瓷器就是在麦森诞生的。当年奥古斯都命伯特格尔在那里仿制中国瓷器，在十八世纪初终于获得成功。奥古斯都对中国瓷器极其痴迷，他最传奇的故事就是用几百名近卫军去换康熙外销瓷大瓶，即所谓的“近卫军瓶”。

康熙青花五彩花卉纹盘（底部刻有奥古斯都收藏的标记）

从中国瓷器藏品较丰富的大型博物馆来说，我去过法国的吉美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等，去调查其收藏的中国瓷器。在吉美博物馆的库房，我没想到康熙朝的瓷器那么多，几乎都是外销瓷。如果大家去英国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六楼有一个世界陶瓷的陈列，藏品非常密集，等于是把库房搬到那里。按照时代的线索，你可以看到同一时期世界各地的陶瓷器大概的面貌。在那个展厅，中国外销瓷也非常多。而日本的情况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日本收藏有非常好的龙泉瓷，还有官窑、汝窑等中国瓷器。日本对中国瓷器的收藏跟欧洲有不同，而且鉴赏趣味也不同。欧洲人认识中国瓷器其实是从外销瓷开始，而对中国瓷器名品的鉴赏认知可能要到民国以后，通过慢慢的收藏这些名品，才有鉴赏的风气，欣赏趣味发生改变。

我想只能说中国外销瓷在国外的收藏数量非常庞大，而且在各类中国陶瓷中占的比例非常高。不要说是在博物馆，你去看那些宫殿、贵族的庄园，比如在牛津附近的丘吉尔家族的庄园，就有好多福建德化的白瓷。当时外销最多的是青花瓷，英国女王的温莎古堡里面也有。前两年还出过一套书，介绍英国皇室收藏的东方瓷器，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日本的外销瓷器。在欧洲收藏的十七至十八世纪外销瓷中，不仅有中国瓷器，也有日本伊万里瓷器。日本伊万里瓷器的金襕手样式、柿右卫门样式，在欧洲非常流行，后来中国外销瓷中也有仿制的“中国伊万里”瓷器。从数量上来说，中国外销瓷还是比日本多。

您做明代景德镇外销瓷的研究，当时景德镇出口外销瓷的质量，在当时国内是处于什么的水平，是不是我们最好的产品？

刘朝晖：这里就要谈到外销瓷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把宫廷赏赐的，包括宫廷为了牟利而贩卖的放进去的话，可以看到外销瓷的不同面相。刚才提到的托普卡比宫殿，还有阿德比尔清真寺，都有很好的明初官窑瓷器。当然很多没有落款，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落官窑款的，如明代万历、弘治、正德的官窑。所以可以看到外销瓷里，有跟中国宫廷所用品质一样的瓷器。而且不仅品质一样，有的还可以相互对应。托普卡比宫殿所藏明初的官窑瓷器，就有跟两岸故宫的收藏是一样的。

民窑生产的外销瓷的品质，基本上跟国内市场的一样。很多时候，外销和内销没有什么差别。中国古代瓷器，一直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深受各国欢迎。因此生产什么，国外也没什么特别的选择。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外销瓷对于欧洲来说，就像前些年iPhone刚出来，都是卖方市场，所以很多外销瓷器跟国内是一样的。但国外还是会有一些挑选，比如只选某一类，不选那一类，到后来根据国外的需求来设计定制。当然不同的消费地，与它的经济状况、喜好相关，外销瓷的面貌和质量也会有差异。

在唐代，输入日本的越窑瓷器，质量倒未必很好，但是埃及福斯塔特的越窑青瓷或邢窑白瓷，质量都很好。因为长距离贸易，要挑选贵的东西，这样利润率高，最符合经济学原理。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里记载，公司向中国商人提出要求购买高质量的瓷器。这一时期，欧洲市场对于中国瓷业生产来说，会有刺激和推动。 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因为政局不稳定，瓷器的生产也受到影响。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出土瓷器的质量很差，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也有高质量的瓷器，像国外学者最先关注的明末清初转变期瓷器，这就跟外销的刺激有关系，因为欧洲市场、日本市场需求大量的瓷器。刚才提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提出产品要求，在档案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销瓷的质量，是有不同情况的。

还有很有趣的是，质量不一定是衡量瓷器高下的绝对标准，有时候评价也跟鉴赏趣味相关。福建漳州窑是明代晚期一个重要的外销窑场，因为离外销港口很近，而且漳州月港开放以后，输出很方便。漳州窑仿景德镇的青花，画得很快、很潦草，而且底部有粘沙现象。这类东西，我们中国人看上去会觉得粗糙。但是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很喜欢，特别是用作茶道具，会成为很珍贵的名品。现在在日本，这样一件漳州窑瓷器，价钱很贵，不比精细的景德镇瓷器低。这完全是审美趣味的影响。正好日本茶道欣赏这种比较拙的东西，他们从崇尚精致的“唐物”，转向追求枯寂，漳州窑瓷器因此在日本就位置很高，一直到今天。

很多时候我们在沉船中发现大量外销瓷，和水下考古有很大的关系，沉船发现对于外销瓷器的研究、收藏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您能举例介绍一下吗？

刘朝晖：确实，讲到沉船、水下考古、外销瓷，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艘哈彻号沉船，年代在明末清初。那艘沉船是一个私人打捞公司打捞的，沉船瓷器后来在阿姆斯特丹拍卖。国家文物局派了两位非常重要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耿宝昌先生去参加拍卖，希望在拍卖会上买回来一些。但当时中国经济还不像现在那么发达，他们去了连牌子也没举上。后来他们在欧洲的古董店里买了一些外销瓷回来。中国的水下考古，也是受到这件事情的刺激，俞伟超等先生提出中国要做水下考古。沉船的货物里，能留下来的主要是瓷器，茶叶也有但很少，丝绸没法保存。所以水下考古的开展，大批沉船瓷器的发现，对陶瓷史研究来说十分重要。

一艘沉船，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的那些沉船，很多是有档案记载的。通过档案可以查到它是什么时候沉没，属于哪个国家、哪家的东印度公司。而且船上一些有纪年的或带铭文的材料，也可以用来考证。一般船货基本上跟沉船应该是同一时期，早几十年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少，所以这对于判断瓷器的年代，会成为一个标尺。当然反过来说，沉船如果本身没有纪年的材料，又得依靠瓷器的特征来推断。所以这又会碰到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或陷阱。比如说青花瓷，民窑青花的断代其实没有那么绝对，风格会有延续性，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会碰到的挑战。

刚才讲到上博的黑石号沉船展，这艘沉船出水有六万多件中国陶瓷。但这不是正式的水下考古，还是属于一个商业打捞，这点在上博的展览里也介绍得很清楚。因为它年代比较早，属于中国外销瓷最初的阶段，所以我们会很关注这艘沉船。 从研究的角度，我们当然会去讨论沉船里大概有哪些瓷器，哪些品种。以它为例，结合其他的出土情况，包括地上遗址出土品，可以看到在当时九世纪中国外销瓷器大概是怎么样的面貌。我们看到南方长沙窑的彩绘瓷器最为大宗，再加上越窑的青瓷，广东的青瓷，还有北方的白瓷，成为早期外销瓷的“四组合”。

另外，我们谈外销瓷和陶瓷贸易，肯定会去研究它的贸易线路。我们会讨论沉船从哪里出发，途经哪里，目的地在哪里，是直航还是有中转，从而研究陶瓷贸易的线路和商圈。像黑石号沉船，很多学者都倾向于它是从扬州或广州出港的，目的地是波斯湾的尸罗夫港。学者不仅讨论航线的问题，也会讨论这艘船本身。比如黑石号它是不用铁钉而是采用穿孔缝合来建造的，大家根据这个形态特征，能推断这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又会根据船上的一些物品，去推断大概船员是哪些国家的。是阿拉伯人，还是会有其他国家的船员。

陶瓷只是沉船船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研究陶瓷贸易，也必须结合其他相关材料。比如新安沉船。这是一艘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的元代贸易船，有两万多件中国陶瓷器，是研究元代陶瓷外销的重要资料。这也大大丰富了韩国的中国瓷器收藏，韩国原先收藏的中国瓷器并不多，并激发韩国、中国、日本学者的持续研究。陶瓷研究者一般只是去关注沉船中的陶瓷器，但日本研究古代金属工艺的久保智康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从船上装载的金属工艺品来讨论新安沉船的航线，得出的结论，与只从陶瓷器出发观察而认为新安船只是往返于庆元与博多之间的推论不同，认为线路不是这么单一，很可能会经高丽停靠并进行交易，这会促进对沉船装载陶瓷器的重新思考，也会对十四世纪东亚地区贸易交往中“物”的流动的复杂性有新的认识。

新安沉船出水的元代瓷器

对外销瓷的研究，有很多从艺术的角度，比如纹饰、制作的工艺、器物的功能，这方面的研究您能举例子介绍一下吗？

刘朝晖：做瓷器研究，当然首先会关注器物本身，像它的纹饰、造型，还有工艺方面。中国外销瓷，刚才已经提到有些是跟内销产品一样的，当然也有针对海外市场来做的特殊设计，我们可以举一些研究的例子。比如在黑石号沉船研讨会上我自己做的一个报告，就是讨论沉船里发现的三件唐代青花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青花瓷器。在这三件青花瓷上，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纹样，就是菱形花叶纹，在菱形里面有一些草叶，同时四个角上还会画一些草叶。这种纹饰跟之前中国瓷器上的菱形纹不一样，并非中国的传统。这样的纹饰，在国内发现的唐青花上也多有见到，是唐青花里一类比较典型的纹样。这种菱形花叶纹如果不是中国传统，那它到底从何而来？这就会涉及文化交流。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有学者讨论过，但这次我用更翔实的材料来做比较。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伊斯兰世界，伊斯兰白釉蓝彩陶瓷里就可以看到类似的纹样，而且年代相近。我找伊斯兰陶器和工艺品的材料，能找到最早有这种菱形花叶纹的材料，是突尼斯的一座大清真寺上的瓷砖。当然年代比黑石号沉船要稍微晚一点，是836年。目前困难的是，我们无法以年代的绝对早晚，来对出现在伊斯兰和中国的这类纹样进行溯源比较，只能从装饰传统、纹样流行的普遍性等角度，来思考唐青花菱形花叶纹的来源。伊斯兰世界至迟从九世纪开始，菱形花叶纹的运用就非常普遍，不仅在建筑装饰和陶器出现，在玻璃器上也有表现，而且使用时间一直向后延续，成为一种传统纹饰。我发现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上就有这类装饰，其中一件桶形的杯子，上面的菱形花叶纹与唐青花的非常相近。所以如果说唐青花上的菱形花叶纹来自伊斯兰艺术，我们可以知道这类伊斯兰纹样当年确实是传到过中国的。法门寺咸通十五年（874）镌刻的《物帐碑》提到了这些玻璃器，所以这些玻璃器的年代下限应该在874年。安家瑶老师提到这种桶形杯是伊斯兰玻璃的常见器形，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多件八至九世纪的桶形杯。所以法门寺出土的桶形杯以及上面的菱形花叶纹，也不排除年代较早的可能性。另外还有一个证据，也是我在上博参观时偶然发现的。就是在明代宣德时期仿伊斯兰造型和纹饰的官窑瓷器上，又可以看到这种菱形花叶纹。菱形花叶纹在中国工艺品上的流行时段是九世纪，之后就中断了，明代再次出现，其实也是受到伊斯兰风格的影响。这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唐青花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的其他陶瓷器、以及各类工艺品上出现的这种菱形花叶纹，很可能是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作为一种舶来的风尚，一度在大唐帝国流行。

这是从纹样的角度，我们看到外销瓷器上反映出来的文化交流。从工艺的角度我们可以广彩为例。现在很多学者在关注广彩。这是清代的一种外销瓷，是在景德镇做好白瓷，到广州去加工上彩。广州当时已经有一些画师在跟洋画家学习，画洋画、画铜胎珐琅，并且生产铜胎的广珐琅。广州工匠把源自欧洲的广珐琅工艺，运用到瓷器上，创造出广彩这类新的外销瓷品种。广彩的绘画技法也受到西洋绘画的影响。

在器型方面，外销瓷会根据国外的需要来进行制作。特别是到十七、十八世纪，因为要适应欧洲人的生活需求，外销瓷中的一些餐具会按照他们的样式来做，很多是参照欧洲的玻璃器、银器等器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订制时，也会提供木样模型。

对外销瓷研究，您自己现在研究的方向和趣味是什么？

刘朝晖：我做中国陶瓷史研究，会关注陶瓷史的整个历史时段和各个门类，外销瓷只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我当年硕士论文是在汪庆正先生指导下研究明末清初转变期瓷器。转变期瓷器除了在国内有消费，大量的用于外销，在欧洲有很多收藏。这是我研究外销瓷的契机。后来我有机会去日本做访问学者，研究的课题就是十七世纪外销日本的中国瓷器。我在日本进行调查，学习日本古代陶瓷，接触国内很少见到的、十七世纪专门针对日本市场而生产的“古染付” “祥瑞”（明末景德镇产的青花瓷器）和“吴须赤绘”“吴州手”等漳州窑瓷器，因此也留意日本茶道对中国瓷器的鉴赏趣味。日本博物馆收藏的瓷器，不仅有日本、中国、韩国，还有泰国、越南等东南亚陶瓷，也有伊斯兰陶器。而且日本的陶瓷研究界，对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陶瓷器，都有专人研究。后来再去美国、欧洲访学，并多次去日韩调查，在博物馆和收藏家那里考察古代陶瓷，不仅看中国瓷器，也看日本、韩国、伊斯兰和欧洲陶瓷，也因此获得外销瓷的第一手资料。就像谢明良老师讲的，要放宽陶瓷史研究的视野，不能只关心中国陶瓷。中国瓷器在历史进程中，其实是不断地与域外文化进行着交流，与各国陶瓷文化发生联系，所以我们当然要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陶瓷。我也倾向把陶瓷放在物质文化史的范畴里来进行研究，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讨论外销瓷。这种学术研究的取向，和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最近在积极推动的跨文化美术史研究非常一致，我也从李老师那儿得到不少启发。

我比较关心东西陶瓷交流中的文化互动。比如我个人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外销瓷器到了欧洲以后，它的改装、重新加彩再装饰。很让人好奇，为什么中国瓷器在欧洲会被重新改造？这与当时欧洲社会风尚、装饰风格和东方想象密切相关。有个很有趣的细节，中国的德化白瓷上，被欧洲人画上日本瓷器柿右卫门样式的图案，这凸显出文化交流中的一种杂糅。外销瓷上，能看到东西方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我最近在指导一个研究生做普朗克“阳伞夫人”瓷盘的研究，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特别设计的订制瓷，是一个很典型的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今年10月国家博物馆的外销瓷研讨会上，我们合作对这个题目做了报告。普朗克是荷兰的画家，也是工艺设计师。17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邀请普朗克为外销瓷设计样稿，并送到中国和日本进行生产。“阳伞夫人”图是其中的一种，原稿现在收藏在荷兰国立博物馆。在“阳伞夫人”瓷盘中，日本生产的瓷器里有完全按照原稿样式的，也有将执伞妇人画成日本艺伎的，类似浮世绘那样的画法。中国生产的这类题材的瓷器中，也有人物画成类似日本艺伎，明显是模仿日本外销瓷。这与中日外销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竞争有关。因为中国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瓷器外销数量减少，日本瓷器作为中国的替代品，在欧洲一度占据外销瓷的主导地位。康熙时期海禁结束后，中国瓷器再度大量外销，就不得不与日本瓷器产生竞争。为重新占领欧洲市场，景德镇瓷器在彩绘装饰上对伊万里瓷器进行了仿制。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外销瓷上绘制日式的“阳伞夫人”。而“阳伞夫人”的形象回到欧洲以后，欧洲瓷器里面也有仿，而且还和英国设计的“柳树图案”相结合。“柳树图案”也是英国人想象出来的中国风设计，还编了一个东方的爱情故事。所以图像流转之间相互的借鉴、糅合、误读，就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

普朗克设计的“阳伞夫人”图稿

景德镇五彩“阳伞夫人”图瓷盘

日本伊万里五彩“阳伞夫人”图瓷盘

现在有不少学者利用外销瓷的材料来做全球史的研究。英国的何安娜教授（Anne Gerritsen）今年出版了The City of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就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瓷器。何安娜教授多年前还组织了“全球的景德镇”这一研究项目，我也参加了项目的国际研讨会，与国外同行交流，了解外销瓷研究的新动态。我也希望借鉴全球史的视角来讨论陶瓷贸易，会关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的景德镇、日本有田和荷兰代尔夫特、德国麦森等窑厂之间的陶瓷交流，研究这些瓷器之间交错、多向的影响关系。

我觉得陶瓷研究有很多有趣的面向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应该把器物背后的故事、文化挖掘出来。我会更关注陶瓷器作为物质文化的研究，把它放回到历史情境里进行文化史的讨论。当然制瓷工艺也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物品本身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