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于人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陶艺家之一，他是博学多识、深受学生爱戴的艺术家和导师。他的作品在陶艺界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他本人亦是经历种种磨难后更显辉煌的艺术家的典型代表。

　　施于人的故事流淌于千年陶艺的长河中，这是一条聚满了前人智慧、后浪翻滚的大河。

1928年2月2日，施于人出生于浙江余姚，原名施文林，九岁时失去双亲。他聪颖好学，自幼即显出艺术天分，被好心教父收留，教会帮助他度过了儿时的艰难岁月，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施文林在上高中时择名『于人』，出自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到他六十八岁时不幸死于车祸，施于人身体力行，将他对陶艺的挚爱及毕生的造诣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学生和他钟爱的景德镇。施于人的第一代弟子之一的钟莲生撰文：“他起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通过他自己和他多年培养的学生们的传播，对景德镇的陶艺创作思想和陶瓷设计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施于人对中国当代陶艺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二十一世纪。

1952年，施于人从国立艺专本科毕业后赴北京就读于著名的中央美术学院，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前夕，他的导师梅健鹰怀着在景德镇建立一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式的教学基地的想法，带着施于人和另外几个学生来到蒙尘的瓷都访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短短五年，大家豪情满怀地立志要重振瓷都的昔日雄风。

1955年，27岁的施于人离开北京来到景德镇，年轻博学的他踌躇满志地来到了青花瓷的故乡。他起初浓重的浙江口音所造成的沟通障碍很快被他的才学和友善克服了。在景德镇的头几年里，他按照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模式安排课程。1955年，当时的景德镇陶瓷技艺学校，共有73名学生，其中学习五彩的有12人，学习粉彩的有21人，学习青花的有22人，学习陶雕的有18人。施于人开朗宽容的性格促使先前各自为政的不同“学派”化干戈为玉帛。陶瓷泰斗王锡良曾回忆道：施于人对陶瓷艺术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使民间艺术家和学院出身的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

溢彩　25.6cm×22.9cm

1958年院系调整，三所学校合并后成立了景德镇陶瓷学院，施于人作为建校人士之一，也是陶瓷设计专业的带头人，负责当时教学计划的制定及课程安排。

景德镇是一座“以瓷为生”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末，他撰文指出传统瓷器必须迎合现代市场的需要，从业者不仅要研究陶艺，更要研究市场和社会，他倡导全市共同努力重振瓷都。“景德镇是瓷器之都”，他写道，“重振瓷都，这将是每一个工作在瓷都的陶瓷美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施于人和他的同仁们将他们的满腔热情都倾注到了陶艺中去。他用点、线、面的构成法则和融熔化一的形式美规律来经营布局自己的纹饰。注入新的能量到线条和弧形空间中，那自由的线条生动有力，体现了他一生专心苦练后的顿悟。

富贵满堂　直径28.8cm

施于人特别强调重视日用瓷器的美学价值的重要性。他写道：“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必须真、善、美，从而陶冶人们的精神，使之奋发向上……但作为实用美术的陶瓷美术设计，它不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且直接为物质生活的需要服务。”

施于人特别推崇明代的“斗彩”，因为对比色块交相辉映、生动活泼。他是釉下、釉上彩绘的高手，这些明亮的色彩对比强烈，使得作品栩栩如生、容光焕发。在他漫长的陶艺生涯中，施于人自己研制了新的釉色，不拘常规着色，比如不完全填满斗彩的轮廓，或含蓄地降低色调以降低对比度。

施于人撰文称赞“珠山八友”继承了陶瓷传统。他记述“八友”们勉力创新，但他们的大部分作品仍然临习清画，尤其是清朝的水墨画。施于人是系统论述陶瓷的第一人，《陶瓷彩绘》一书首次系统地向20世纪的艺术家解析了陶瓷彩绘的每一个步骤。虽然这部书几乎完全由施于人编写，但由于他的政治问题而没有他的署名。

施于人通晓陶艺的全部过程，他教授材料性能，他可以制坯和烧制，他精通釉彩，从青花、古彩到新的进口釉料，他稔熟年号以及各个时期的组分和纹样，从而推断瓷器残片的年代。他喜欢步行或骑车，因为这样方便寻找有意思的古旧残片，他在家里堆集了一箱箱的残片。有一回他听说某地施工挖土方，他去那里搜寻了整整一夜。

施于人授课时经常强调打好坚实基础的重要性。他的教学风格彻底又细致，多年以后，学生们回忆说老师的教导依然在耳边。施于人接受了西方艺术的影响，他在杭州和北京学习了透视理论和明暗对照法，接触了19世纪的印象派。这些西洋思想开阔了他的视野，但没有取代传统。

富贵有余　直径46cm

什么是施于人教学的精华之所在？首先，施于人强调学习陶艺传统，其发展的每一步都值得研习，把握来龙去脉。“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陶瓷装饰技法”，他说，“那连模仿都做不到。”学院训练的艺术家必须了解陶瓷的全部过程以利于艺术创作。熟知历史，择优、除劣、创新。在艺术观念上要大胆地推陈出新，走自己的路。他教导学生要勇于创新，避免重复，要冒险，使釉色在烧制中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没有新的内容的挑战，传统不过是只干瘪的空壳。今天的艺人不能用旧笔毫无生气地重复过去。施于人鼓励他的学生接触生活以创作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作品，观察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1987年，评论家张道一在一篇关于施于人的专访中写道：“他的作品，评论者说是‘新不离道’、‘法古创新’，‘惜传统手法，注入新的内容意境，具有时代新意’。”施于人回应说：“陶瓷艺术成就虽已五彩缤纷，但有更多的花朵即将开放。”

其次，施于人主张向自然学习，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是第一位的。艺术和生活密不可分，不要一页页地临摹竹子、花鸟，而应到户外去亲自观察。施于人一一道出所见花草树木虫鸟的名称以及植物的药用价值，每走到一处，都随手采集充实他自己的“花园”。施于人说：“如果你对自然花草一点也不熟悉，怎能设计出生动的花草装饰来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施于人糅合了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的精粹。过去，知识分子和学徒出身的民间艺人互不来往，前者阳春白雪，而后者下里巴人。他汲取了两者的长处，带来了景德镇瓷器设计的“大爆炸”。同样地，他对官窑（绝大部分成品被销毁）和家族经营的民窑的出品一视同仁。他充分肯定民间艺术，正如弟子张学文所说：“恩师施于人的最大贡献在于独辟蹊径地创立了‘学院派’陶瓷工艺装饰体系，在中国绘画风格一统天下的景德镇，勇于用装饰的意识、工艺的手段、陶瓷的语言来装饰陶瓷，恢复了陶瓷装饰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施于人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观点。

施于人推崇生动、直率、自由的民间艺术传统。1952年，年仅24岁的施于人在北京身无分文，为了挣些稿费用于旅行，他写了一本关于剪纸的书。剪纸由来已久，是在农村妇女中颇为流行的民间艺术。施于人欣赏它的民族性的设计、粗犷与细腻线条连续的对比交错以及一双灵巧的手透露出的平和民主的天性。施于人对许多民间艺术都有所涉及，譬如蜡染、刺绣、脸谱、编织，等等。

蓝风系列　19.8cm×26cm

在施于人看来，景德镇的民间艺术家不是没有学历的匠人，而是活生生的教科书。他走访当地民间老艺人，邀请他们上台讲课，有时甚至恳请陶瓷学院聘他们为教授。许多民间艺术家如段茂发、聂杏生、余翰青、魏荣生等都曾应邀讲课。施于人和段茂发来往密切，每当学生们见施老师端上茶杯、搬了竹椅到教室，他们就知道那天一定是段茂发要来讲课。联系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好比是将“道”引入“器”，两股力产生新的能量、新的想法和技巧，推动着陶艺的历史长河滚滚东流。

作为艺术家和教师，施于人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并不是多产的艺术家，教学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他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尽情地创作他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精美的造型设计和色彩使之与众不同，作为艺术家和教师，他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将施于人的画盘挂在墙上，会使得满壁生辉，充分展示了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气派。

20世纪80年代初期，施于人开始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但其突破点、转折点以及最终成熟的具体时间现在都无从知晓了。可能是民间的裁剪技艺给了他启示，也可能是日本瓷器的波纹或绫方设计给了他灵感，倘若他仍在世间，定会告诉我们。不管怎样，可以充分肯定他的设计改变了陶艺，增加了一个新的对话形式，许多艺术家对此十分欣赏并将其推广运用到新的领域。

施于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尝试赋予瓷器表面新的想法、新的节奏，他的做法在现在看来像是拼接或粘贴，两者处理图案的方法迥异。看起来好似他从青花瓷、剪纸、蜡染、木刻和其他民俗作品中裁剪片断，然后仔细地有序地将它们一张张地组合起来，成为器皿的表皮。他注重作品的三维立体性，图案随着曲面的延伸转折而变幻，似乎是他钟爱的碎瓷残片拼接而成，不是将散片拼回原状，而是生成新的美丽而持久的空间。对旧的东西的“引用”，将过去和现在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拼接技法首次打破了几何空间对称性的局限，同时又开拓了如何将“道”引入“器”的新思维。

通过对角地包裹，施于人突破了瓷器传统的直立性，他身体力行地对学生进行教导，汲取传统精华，用自己的语言，大胆创新。施于人作品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用小红三角点缀器皿，有时漫过边缘进入内壁。他的家人说那是爆竹燃放后的红色纸片，噼噼！啪啪！你能感受到红色爆竹迸发出的能量，乐观、喜庆、吉祥！巨大的喜悦来自多年压抑后的解放，施于人的艺术风格源自他坎坷的人生经历。

1957年，来到景德镇短短两年，朝气蓬勃的施于人被打成右派，因他是系里的唯一的右派而被整得最早最苦，他戴“帽”的原因莫名其妙，没有人会相信他与人民为敌。他的同事和友人张志安记述了毛泽东“百花齐放”后的整风运动，打击了一大批无辜的知识分子，他们被错误地指责为新生共和国的敌人，在回忆施于人的文章中他写道：“最初，我们心里充满了希望，谁也无法预料狂风暴雨会来得如此突然。”张志安后来也因替朋友鸣不平而遭受迫害。

蓝风系列之二　32.6cm×13.3cm

热爱陶艺，不问政治，施于人性格谦逊、朴实、直率，他没有一点心计，不像其他人那样缄口不言以逃避祸害，他既不参加革命派也不做剥削者，而他的天真注定了他在那个特殊时期在劫难逃。祸从口出，听似无关紧要的言论被歪曲，被断章取义，也可能是施于人的宗教信仰使其成为当时中国一味独立自立、坚决排斥外来侵略思潮的替罪羊。施于人戴“帽”后的日子艰难，开始不准他上讲台，而是到学校的菜园去劳动改造，不久他就被白天的强体力劳动和整夜的批斗折磨得精疲力竭。施于人每天被迫佩戴一个写着“右派施于人”的臂章。他和妻子刘海贤被赶出家门，搬到一间潮湿的泥地土墙农场宿舍里。

1957年后，反动右派被打入冷宫，处处遭受白眼。不允许施于人被人称为老师，称呼一声施老师就是叛徒行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老师的地位非常高，但这个传统在一昼夜间被彻底颠倒了。第一代弟子之一的张育贤有一回撞见施于人从菜园归来，赤着双脚，锄头在肩，在纪念施于人的回忆录中他写道：“我的心情沉重，我担心孤独会把他推向无边的绝望，见前后无人，我上去悄悄地打招呼，‘施老师，请多保重！’我相信他备受安慰。”几年后，施于人重返课堂，但却不准站讲台。起先，他背地里指导一些课程，后来因为他是唯一能胜任的教师而被允许教授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

1962年，施于人的“帽子”被摘掉了，施于人和刘海贤的境遇稍有好转，他们的长子施果于1961年出生于刘海贤的家乡河北唐山。那时中国遍地饥荒，施于人和大家一样挨着艰难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在挨饿，艺术家的日子更是困难。弟子之一的张学文提及1962年他用脸盆煮南瓜，两人分一个。

“文革”前夕的1965年，施于人再次受到冲击，施于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被剥夺的物质财富了。他的工资原是64.05元，被列为右派之后减为40元，1963年全国工资调整加到47元，这个数目19年未变。在疯狂的“文革”时期，他家徒四壁，他再次不准从事艺术创作，远离他的画笔、笔架、瓷器和他的教室，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无疑是被判了死刑。几乎每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遭受了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浩劫。景德镇陶瓷学院关闭了数年，学生宿舍被改建为昌河汽车制造厂的职工宿舍。施于人被发派到木工车间做木模，即使在那里，他也干得很好，因为他是唯一能看懂设计蓝图的工人，他的高素质意味着在哪里他的设计都是一流的。

施于人忍受了多年的磨难，因为他觉得是时代，而不是他的同事或学生要对此负责，最主要的，多亏了他的妻子刘海贤他才得以幸存。1958年，当时作为陶院学生的刘海贤不顾家庭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被划为右派的施于人，她为这一英雄般的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艺术家之梦而担当起照顾丈夫和家庭的重任。他们的次子施蒂出生于1966年。

动荡的年代，挣扎的人生，多少故事，多少辛酸。但这些都已成往事，瓷器上的血渍早已被洗净，然后我们不得不感慨施于人简短的艺术创作经历，他的经历在1958年到1979年留下大段的空白。“文革”期间，段茂发、施于人的老师和友人，把两件瓷器作品和上百幅设计图托付给他，这件礼物旨在帮助施于人回到他久已荒疏的艺术创作中去，也是请施于人照看这些艺术珍品。但“红卫兵”闯到施于人家里，他们焚烧了图纸，砸碎了瓷器，痛心不已的施于人深感愧对恩师的信任，他从垃圾堆里收捡起小碗的碎瓷片，一块一块地黏接回原状，如此拯救前辈艺术精华的举动，正是近代景德镇陶瓷艺术失而复得的生动体现。

1979年，强加给施于人的“莫须有”的罪名被完全清除，他的名誉也终于得以恢复。1978年，北京著名的陶艺大师祝大年先生，专程委托施于人组织了一批景德镇陶瓷界的精英们创作首都国际机场的大型壁画群《森林之歌》，这批艺术家是中国真正的国宝，刘海贤精心地保存了施于人的初稿。主题为“森林之歌”的壁画以云南茂密的热带雨林为背景，由色彩绚丽的瓷砖镶拼而成，至今仍然装饰着首都国际机场。

从此以后，施于人的创作履历开始加长。1986年，施于人作为参展人之一，赴香港参加第一次景德镇名人名作展，1990年访问中国澳门，1991年访问蒙古，1992年到新加坡，1993年访问日本，作为景德镇的陶艺大家，他评判展览，出售作品，自由地授课。他只有68岁，健康乐观，

1996年3月3日晚上，一辆汽车从侧面撞到骑自行车的他，施于人当场死亡，他车技娴熟，可能是他被批斗时右耳落下的旧疾使他无法听见朝他驶来的汽车声。他生命的烛光熄灭得太早，他的猝然去世留下了另一个空白，这次是在陶艺界、在他妻子和亲人的心里、在景德镇、在中国。

施于人第一代弟子之一的秦锡麟说，“如果你想了解陶艺，一定要采访我的老师，他的精神如金子般闪闪发光。”他的精神活在他教过的众多的学生中，照亮了景德镇陶艺的发展方向，他的精神在他的作品中闪烁，道器合一，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