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红宇拍摄托比恩·卡瓦斯博

创作“叠落·铺陈”的过程

图片来源：谭红宇 ©️陶溪川美术馆

Q：谈谈您是如何与托比恩相识的？

谭红宇：2008年西安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IAC）的双年大会，当时南京艺术学院的陆斌老师组织了一个“贵州国际砂陶研讨会”，计划中多了一个名额，可以邀请一位国际艺术家与我们同行，陆老师拜托我在大会结束前用英语问：“谁愿意跟我们去贵州的山村？”托比恩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跑来找我报名的，他说：“我想跟你们去。”就是这样认识的托比恩，他跟我们去了贵州织金。

2008年 中国·贵州·织金国际砂陶研讨会

图片提供：陆斌 ©️陶溪川美术馆

谭红宇：托比恩的工作方式跟一般中西方的陶艺家都有很大的区别。你可以看到，创作过程中他很澎湃，像个重体力劳动者。我们看到艺术家很多时候更像设计师，在有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去完成一些对体力要求相对繁重的环节。但托比恩的方式非常不同，整个创作过程，从泥料的准备，到工具的研制，再到成型、施釉、装窑、出窑甚至搬运，以及布展，整个过程每一个环节他都会亲力亲为，体力的付出是一般陶艺家的无数倍。

我记得08年在贵州考察织金砂陶快烧工艺，现场二三十位中西方陶艺家，只有他拿起铁锨参与烧制的全过程，身体力行的去感受这项繁重的工作，也是这个触点，让我日后把注意力转向对他工作方法的研究中。

贵州织金砂陶快烧过程

图片提供：陆斌 ©️陶溪川美术馆

创作中的托比恩的状态很有战斗感，全神贯注于身体和材料之间的关系，把情绪和经验都倾注在与材料的对话中。他相信身体智性，body intelligence，而不是脑力思考，他相信身体的智慧，他认为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会思考，是身体指导行动而非脑力，这是很特别的。

这次展览他非常成功的利用了景德镇瓷厂仓库里积压多年的13500个瓷盘创作了一件装置作品《碟落·铺陈》，展现了他对时间和生命的理解。景德镇作为世界瓷器之都，承载着瓷器的历史能量，这批在仓库里封存了40年的产品，巨大的数量，长久的等待，他通过这个作品把这种潜藏的火山一样的能量非常饱满的传递出来，体现他对于材料的高度敏感。来景德镇驻地创作之前他根本没有这件作品的计划，是被带进仓库那个被震撼的刹那，他决定开展实验，非常果断的决定要增加一个作品，创作过程一周的时间，他把在景德镇的能量以宏伟的视觉展现出来。

托比恩在废弃老瓷厂挑选的盘子

摄影：谭红宇 ©️陶溪川美术馆

谭红宇：我的父亲是一位陶艺家，我从小就跟随他到产区创作，算是出道比较早的“老陶艺家”了，早年一直以闭门造车的方式进行创作。直到2007年，看到南艺的陆斌老师和他太太李雨花老师拍摄西藏原始制陶术的素材，深受震动，受到了他们学术精神的感召，我加入了他们的拍摄队伍，一起走访了西南八个少数民族，采访了几十个陶户，制作了纪录片《西南陶纪》，记录了中国原始制陶技术发展的进程，那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档案，后来也成为国内外高校陶艺教学里面一个很有价值的文献。

《西南陶纪》之后，我就一直延续影像记录的工作方式，又陆续拍摄了反映海南黎族原始制陶术和陶工生活史的纪录片《泥中有我》，反映石湾陶塑文化和人文生活的纪录片《师傅》，反映故宫室内地砖金砖古法工艺恢复的纪录片《金砖》，完成了几部比较完整的纪录片以后，我的研究方向或者说思考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把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在研究性上。在记录中国传统制陶人文生活的同时，我又开启了另一个方向《国际陶艺家工作室》，瞄准西方现当代陶艺家的工作方法研究。托比恩·卡瓦斯博就是这个系列里其中一个案例。

谭红宇记录“附体-托比恩·卡瓦斯博作品展”工作

图片来源：谭红宇 ©️陶溪川美术馆

谭红宇：我从小就听父亲说景德镇，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我经常跟同事和学生来考察、创作和交流，这几年每年都来一两次。这十几年，景德镇的变化真的很大，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动态的，一直在变。来到景德镇就是来到一个开放地方交流的感觉，它的开放和多元包容令人印象深刻，学生们来到景德镇就是有一种清风吹开了心门的感受。

最后我想提一下这次展览的意义，西方艺术家在我们东方的瓷都景德镇去做一个展览，意义何在？显然是关于交流的意义。我相信托比恩这次的景德镇展览对于他个人艺术生涯意义深远，我相信这是他艺术历程中最重要的展览之一，同时对于景德镇这也是和世界对话的一次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