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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人口述历史(101)|“雪景大王”余文襄鲜为人知的故事
2021-09-13 来源:刘火金 陶溪川文创街区

       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初年至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景德镇的陶瓷不仅在规模和总量上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而且在陶瓷美术创作方面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峰。同时,这个时期,陶瓷美术创作的显著特点是民间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陶瓷美术工作者为当时景德镇陶瓷美术发展繁荣书写了美丽的篇章。受珠山八友的影响,还涌现出了一批在陶瓷美术领域卓有成就的陶瓷美术家,余文襄就是其中之一。一般人只知道余文襄是陶瓷美术家,“雪景大王”,而不了解在他身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以及他的复杂人生经历。我们有幸采访到了余文襄的儿子余一清和其孙余刚。

       余一清,余文襄之子,1940年出生,江西都昌人。曾任景德镇汽车修配厂供应科长,退休前就职于黎明制药厂(干部)。

       余一清:我父亲告诉我,其曾祖父辈就移民浮梁,书香门第,很有钱。其祖父余会森是江南一带有名的中医,早年在浮梁县衙边上开诊所,跌打损伤,接骨接腕,远近闻名。但是后来家中不幸失火,家道渐渐衰落。其父余昆济在镇上开小柴行,勉强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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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襄登记表

       父亲余文襄,又名余华瞬、余恂松。斋名,明泉古屋。1910年10月出生,祖籍都昌县长宁乡彥湾村(紧靠鄱阳湖)。他7岁就读镇上时敏小学,喜欢画画,11岁进省立乙种工业学校(中国陶业学堂前身,甲种工业学校在景德镇的分校)。1924年(14岁)在方家弄何许人(珠山八友)家学徒,拜何许人为师。3年学徒结束后,再帮师傅做了一年。1928年在自家小苏家弄10号开“文襄画室”,主要是画春炉(代别人画瓷器)。1931年,因故外出南昌、南京等地。当年11月参加民主爱国人士蔡廷锴(十九路军总司令)领导的十九路军,不久,随军开赴上海参加1932年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后,退守崑山等地休整后,旋即又回南京驻守,不久又随军南下开赴福建泉州驻防。数月后,父亲不幸身患重病,加上战场上又受了伤,不能下地走路,生活不能自理,当时在陆军医院治疗。部队见他病情危重,急忙打电报到家,我的祖父得信后,连夜奔到泉州接父亲回家。途中还在上海宝隆医院(现上海长征医院)治疗了2个月。回家病愈后,继续在家开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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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襄家庭成员

       1937年,因其师傅何许人在九江开店,要他去帮忙画瓷,可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战火逼近九江。于是,他离开九江前往汉口、长沙等地谋生。回镇后,继续开画室,直至景德镇解放。1951年他加入了陶瓷加工业组织(劳工合作形式),但仍然在自家画瓷。1954年进建国瓷厂,在设计室工作。1958年3月,调到当时新组建的出口瓷彩绘工厂,同年10月,出口瓷彩绘工厂与当时的工艺美术彩绘工厂合并成立艺术瓷厂,由此一直在艺术瓷厂工作。1970年退休后继续留用,搞陶瓷美术创作,为年轻人传授技艺,直至1993年病逝。

       余一清:关于小苏家弄10号(现14号)这幢房子的事,有些我经历过,有些是听父亲说的。这幢房子应该是明末清初由我的高祖父购置的。高祖父共有4个儿子,当时很有钱,在浮梁、景德镇两地置有一定房产,其中就把后来的小苏家弄10号分给了最小的儿子,也就是余文襄的父亲,而余文襄只有一个弟弟,其弟过早去世了,故这幢房子就由我父亲余文襄继承了下来。这是一幢老式土库屋,有楼(老式三层)共计10间,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房子的正大门是开在中华北路的,当时也有门牌号码,现在记不到了。东向有后门连通院子,院子里有一口水井,后门就是通小苏家弄,10号门牌。虽然前后门都有门牌号码,但我父亲登记填表时一般都填小苏家弄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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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清、余刚在老宅门前留影

       我记得小苏家弄是南北走向的里弄,呈“7”字型,其南向与大苏家弄西端交汇,弄口在中华北路,总弄长180米。且与中华北路平行,北向弄口仍在中华北路。我记得从南边进弄第一家是做豆干的(九斤的父亲),第二家是做木匠的,再就是我们家,第四家记不清楚,第五家就是王步的家,第六家是章鉴的家。这条弄里早前还有几家坯房,王步、章鉴的家与坯房背靠背,他们的门都开在中华北路。吴康最开始也在这条街开瓷像店。

       1958年搞公私合营,我们家的房子除了留下两间自住外,全部交由房管部门经租了,得很少的定息。1964年主动申请不要定息,再后来房契都上交了。当时留下的两间,祖母住一间,我与父母及兄姐妹住一间。大概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市里面对中华北路南向(旧时称方家坦)进行改造,我们家这幢房子大部分拆迁了。现在这里仍住着3户人家,门牌为14号,不过他仍都进行了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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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小苏家弄

       余一清:父亲从艺70余年,其艺术成就有口皆碑,这缘于他一生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热爱自然,坚持写生。他一生致力于创作山水雪景作品,而南方下雪的天气较少,故每到冬天,他便格外忙碌,一旦有风雪机会,他不吃饭睡觉都不会错过写生的机会。有关他创作的故事很多,我仅举两个例子。第一,1971年,他下放到农场劳动(一年),正好遇上头尾两个冬天,农村的雪景为他搞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写生了许多雪景,一些写生手稿零碎的被我儿子余刚保留下来了,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雪归图》等瓷板画;第二,父亲一生沒有留一件作品给子女及亲属,但他对长孙余刚比较溺爱。1990年,余刚生日,他破例为他创作了一件作品《寒江夜泊》,作为孙子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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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襄作品《寒江夜泊》

       这幅作品以莲花塘后塘(北)冬天的雪景为背景,塘畔一棵老柳树为主要素材。柳树虽然已苍老,没有谁知道它哪一年开始生长在这里,其树干、主枝表面已经岁痕累累,刻尽了人间苍桑。但在灰雾蒙蒙的飞雪天气之中,在覆雪倾盖其身躯之上时,依然傲然挺立,铁骨铮铮。为了画好这幅作品,他多次去莲花塘反复仔细观察这棵老柳树——柳树已然老弯了腰,但只要一到春天,就会新枝绿叶勃发,且快乐地伸进水中。我们看画面中,树底下、水塘畔,停泊一叶小舟,船夫正在那里用水瓢从塘中舀水。树大舟小,大小有序,强弱得当。整幅画面主题鲜明,中心突出,主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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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塘老柳树

       父亲在陶瓷艺术领域的贡献也得到党和政府及所在企业的肯定,从政治和生活上给予其关怀。他多次当选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被评为首届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家,其女儿余惠光被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于“陶瓷世家”称号。另外,我举两个具体例子。第一,1971年之前,我一直在外地工作(上饶地区余江县供销社)。当年我调回景德镇,那时我也有了家庭和小孩。回来以后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沒有房子住,当时我想,父亲是景德镇著名的陶瓷美术家、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把我们家住房的实际情况向上面反映一下。于是就向省政协写了一封信,当时的省政协主席杨尚奎(曾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看到这封信后,极为重视,专门来了一次景德镇,叫随行的工作人员到我们家看情况,一同来的还有时任市委统战部长王元芝等。见我们家住房确实困难,事后就分了一套市政协的宿舍给我们,我现在仍然住在这套房子里。第二,这是1988年的事,也就是我儿子余刚正式进艺术瓷厂跟着我父亲余文襄学艺的事。那时,艺术瓷厂有些艺人都受照顾“带子传艺”,有正式编制,当时父亲也想把余刚带着身边,但苦于没有指标。他从来沒有求过人,为了孙子的事他去找当时的厂长刘汉文,说实在的,刘厂长也无能无力,为此事他发闷气,发牢骚。那时,我在黎明制药厂工作,有一天中午回家吃饭,就把车子停在小苏家弄口,舒圣佑市长住在龙珠阁市政府宿舍,可能他有急事,就在我停车的位置等司机。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把余刚想跟着余文襄学艺的事与他说了。舒市长说,余老先生是景德镇有名望的陶瓷艺术家,对景德镇有贡献,要一个招工指标不过份。他叫我写一个报告,报告写好后通过其秘书到了舒市长手里,他在报告上批了字,后来由劳动局的汪书记、钱局长和王局长办理,余刚就是这样进了艺术瓷厂并在美研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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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襄出席中工会十大

       余一清:父亲对陶瓷艺术的追求从来不是为了金钱,也不图名,心中始终无杂念。我有时碰到王锡良老师,他就对我说,你父亲他老人家的作品沒有一处败笔。这一点我也知道,父亲对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精益求精,如果他觉得某件作品不如意的话,宁愿把整幅作品抹掉,重头再来也在所不惜。张松茂老师也跟我说,我是跟你父亲学的,我是怎么学的呢?我是在红炉下看他的作品学的。父亲脾气古怪,他不喜欢别人看他创作的过程,也就是他画的时候如果去看的话会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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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襄写生手稿

       朱明(建国瓷厂老艺人)的儿子朱乐耕曾经对我说,有一家日本媒体想采访我父亲余文襄,并表示他在日本被誉为“人间活宝”。朱明也住在小苏家弄,我们是老邻居,父亲与朱明私交也好,经常结伴外出写生。

       父亲虽名气很大,但他一直坚持低调,比如他从来不主动拿自己的作品去参加展览、评奖之类的,就拿那四套件的“雪景图”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的作品来说吧,事前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是厂里从仓库里拿去参评的。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魏晓阳厂长跟我说的,事情是这样的:1989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第八届)评选活动在北京“八大处”进行。时任副厂长的魏晓阳在仓库里挑选了五件套瓷板画作品前去参评。这五件套作品分别是余文襄的“雪景图”、王隆夫的“四爱”、章仕保的“百鸟图”、邹国钧的“山水画”、王鹤亭的“梅花”。除王鹤亭的为单块外,其余4人均为四合一组的套件。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是当时工艺美术界的最高级别奖,因为它不仅包括陶瓷,还有青铜器、丝绸、刺绣、玉器、珐琅器、金银制品,各类雕塑制品等。参加的评委都是全国重点美术院校、美术馆、博物馆的顶尖专家、学者,而且那个年代评奖的含金量也是公认的。通过评委评选,余文襄的“雪景图”即《雪归》《扫雪》《暮雪》《辞岁》一组套件一举获得金杯奖。当时,故宫博物院想收藏这幅作品,但市里的领导不同意,后来,这幅作品被景德镇陶瓷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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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襄获金奖作品

       父亲一生不爱财,不图名。早在60年代初,有一次,巴拿马国际评奖委员会来函,希望他的作品能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景德镇只有两位,另一位是王大凡),但他婉言谢绝,那邀请函我都看过,后来不知弄到哪里去了。1989年,上海美术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曾经两次来函来信,叫他提供资料,不收任何费用,但他都没有参加。另还有《中华热土》也曾邀请他入选,同样没有参加。

       都说他脾气有些怪,有些领导通过各种途径找他画瓷器,他不愿意,但他对普通百姓则很和蔼,比如他经常会为那些给他送信的,食堂做饭的,送报纸的人画东西。改革开放以后,经常有香港的商人上门高价求作品,但他总是拒之门外。外人对此都不理解,说是财神爷给你送钱都不要。所以直至父亲逝世,我的家都“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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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襄写生手稿

       余刚,1972年出生。余一清之子,余文襄之孙。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

       余刚:我1988年(16岁)进艺术瓷厂跟着祖父余文襄学艺,其实我之前就跟祖父在政协宿舍一起生活,因为祖父年事已高,一个人住在那里不方便,我与他住在一起,一方面可以照顾他,另一方面跟着他学艺。关于我学艺,父亲与祖父是有不同意见的,父亲偏向我读书,祖父偏向我学艺。祖父在人印象里比较清高,不太喜欢接触外界,他的装束除了白就是黑,总是提着一个黑包。他的工资一半用来买书,各类健康杂志、书画、金庸小说、《古文观止》、李时珍的医书等都是他喜爱的,在他的宿舍里,除了家庭生活必备品外,剩下的就是书了。他教导我,不仅学画画,还要学会做人,他给我讲《古文观止》,他对我说,何许人爷爷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吗?他就说《古文观止》里面有句“先生何许人也”,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他还跟我讲了许多老一辈陶瓷艺术家的事。我跟着他学艺,开始拿了一本画册,叫我对着画,虽然开始画的不怎么样,但他总是鼓励我,每次都说我有进步,有希望。大概画纸画有半年后,他才让我在盘子上画,他每天会布置我的任务,事后要检查,有时还会拿一张纸用毛笔写一些需要改进的意见,叫我认真看。有一次,我把自己独立完成的盘子给他看,他口里说不错,但还是拿过来随便擦了两下,用笔稍为改了两下,那种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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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余文襄(中)

       我跟着祖父在一起工作六七年,结识了许多当年艺术瓷厂的老艺术家,比如与祖父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有邹国钧、汪昆荣、陈先水。祖父还对我说,这个汪昆荣老师也是画雪景的,并说他画的相当好,叫我多向他求教学习。汪昆荣老师很有风度,是位很有气质的艺术家,人也很随和,还有陈先水老师非常开朗,非常豪爽,而且我亲眼看见他画国画相当有水平。包括祖父在一起的这几位艺术家非常友好,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畅谈。

       祖父的品德非常高尚,有两件事我记忆最深,第一件事就是政协要分给他的宿舍,当时决定分一套大户给他,但他坚决不要,只得了一套小户;第二件事就是,有一位香港客户找祖父画一件作品,祖父不同意,最后就叫我姑姑(余惠光)画了一只碗,客户说,如果祖父签这个名的话就付5000块钱,如果签姑姑名的话,只付2000块钱,并且把钱塞到祖父手上,祖父大发脾气,把钱往地下一丢,赶他走,说,我画的就是我画的,我女儿画的就是我女儿画的,不能混为一谈。当时的5000块钱是什么概念?一般人来说,见钱都会眼开的,但祖父把名誉看得高于金钱,可是他自己却很节俭。我记得他身边有一个小皮夹子(钱包),里面的钱都是一分的、五分的,他有时候带我们孙辈(还有姑姑的小孩)到陈家街吃阳春面,就会从皮夹子里面拿出那些零钱付账。

策划  周景平

编辑  黄璐璐

审稿  许绍文 王章璋 木子旋 新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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