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0日，我的父亲大人王隆夫因病辞世，享寿八十六岁。

      三年前，母亲大人因病辞世后，父亲就郁郁寡欢，身体和心情大不如前，常常借酒消愁，八十多岁的老人有时一顿要喝半斤高度白酒，有时，回忆起母亲生前种种，说着说着，到伤心处却又默然了。那份落寞，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看着心痛，却又无从安慰。有一天，我到父亲的创作室接他，他低着头，一语不发，也不正面瞧我，我问他是否又想起了母亲，他老泪纵横，不停点头，我抱着他，父子俩相拥失声痛哭起来。从此，我的工作再忙也要腾出时间陪伴左右，不想让老父有一丝一点落寞了。

王隆夫与夫人夏胜兰

      去年年初，父亲因病入院，缠绵病塌大半年后，和母亲大人又相聚了。父亲去世的那天，正是教师节。父亲是景德镇七二一大学（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的前身，后并入景德镇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从事陶瓷艺术教育数十年，在陶瓷绘画创作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陶瓷艺术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陶瓷艺术优秀人才，他关爱学生像关爱自己的孩子，总是毫无保留地倾力相教悉心培育，他的人品、师品和画品一样受到大家的赞誉，这也是他引以为荣之处。爱学生、爱教育的父亲偏偏在教师节这一天辞世，或许也是冥冥中的天意吧。

王隆夫与夫人夏胜兰

      父亲和母亲大人相伴半个多世纪，勤勉一生，历经坎坷，抚育培养了我们这个陶瓷大家庭。如今，儿孙辈都已长大成人，一大家人其乐融融荫享幸福之时，他们二老却在天国相聚了。我顿觉五内如焚，形销影孤。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一个没有父母关心的人了。以往，父亲每天下午四点多钟，就会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里、在干什么、回不回家吃饭，尤其遇上我出差在外，更是嘘寒问暖，反复叮嘱，生怕我冷着累着。父亲去世后，我很长一段时间缓不过劲来，每天忙完工作，我就习惯性地惦记着回家去看看父亲，却突然意识到父亲再也不会在家中等着我了，我再也看不到父亲慈爱的面容了，再也听不到父亲谆谆的教诲了。家中小院的紫藤依旧，只是一家人陪着父母亲围坐在紫藤花下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冬日天寒，雨雪纷飞不止，院内叶落枝槁，倍感萧瑟。

      我的家族世代与陶瓷结缘。如从曾祖父王昌彬先生任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御窑厂督办算起的话，已绵延五代，历经百年沧桑。从清末至民国至新中国，不论世事更迭或是文化变迁，哪怕是战乱频仍饥饿贫寒，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秉承着陶瓷文化的薪火，从未离弃，始终坚守。在这段家族百年史中，父亲王隆夫上承祖业，下育后代，诗礼传家，躬身力践，将一生的才智与精力都奉献给了陶瓷发展事业。在父亲的影响推动下，陶瓷不仅成为我们家族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成为我们家族的精神血脉之根。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我们家族的兴衰和命运是微不足道的，是景德镇这片沃土滋养了我们，我们是在这座古镇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浸润中成长的。我们是受益者，更是接力者。我们有荣光辉耀，更有担当情怀。

王隆夫接受记者采访

      虽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来，父亲已是高寿，然而猝然离世，仍然让我内心非常难过，时时念及亲恩，食不知味，夜不成眠。所幸父亲的风骨与精神已流淌在这个家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承，生生不息。

      我十分想念在天国的父母！

一

      昌江河，是我们景德镇人的母亲河。它源自高山，水流丰沛，千百年来奔流不息，汇入鄱阳湖流入滚滚长江。历代窑柴顺水从浮梁的上游漂浮到镇上的三闾庙、里泗渡，是烧制精美瓷器的主要燃料。我们家族几代人就在这条河边出生，在这条河边成长，在这条河边繁衍。这条河流起于何时，我们无法考证，奔至何时，也无法知晓。时间是历史洪流的一杆标尺。借助这一度量，我们得以远望文脉，反观当下，找到自身在人类文明漫漫长途中的落脚处。

      现有史料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然而，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这一历史或将不断前移。如果抛开狭隘的地域观念去看，中国乃至世界制陶史是和人类的文明史同步的。火的使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记之一，而火恰恰是制陶最重要的元素。所谓水土宜陶，火与土的结合，是原始人类在劳动生活中无意的发现，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赐。正是这一重要的结合，让人类能够摆脱完全自在无为的状态，成长为万物之灵，开始了漫长的文明进步之路。

       我曾多次到西安去参观仰韶文化遗址，半坡精美生动的彩陶让我惊叹不已感慨万千。我常常想，人类由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这一伟大的飞跃中，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彩陶仅仅是一小部分物证而已，真正精彩的部分，可能已经湮灭，或是尚未被我们发现。我们至今仍无法考证，在人类文明的最初，那第一件被无意中制造出的陶器出于何时何地，形貌如何。也许，它像无数珍宝一样，早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无形，也许，它还默默地沉睡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等待着有缘人跨越时空与它相遇。时间消弭，空间顿无。人类历史正是由无数这样的传奇交织组成，虽然这些传奇往往被更多的尘埃所掩盖，百年乃至千年难遇一次。

      我们只要一只脚踏进这条长河，就会成为艺术的皈依者，被驯服，被安定，无论浪花，无论礁石，无论小舟，无论巨轮，都在这条长河中存在，浑然一体。旧的自然被淹埋，或是在若干年后被发现，重现人世，给后人许多困惑，许多惊喜。新的不断产生，同样让人惊叹，或是苦恼。然而，这条漫漫长河不去理会这些，它任由自己的性子，奔流不止，它貌不惊人却绵厚有力的手掌，抚平一切时间和空间的差距，向前，向前，向前……

      对于家族的历史，我同样感到茫然。由于文革期间造反派对我家的光顾和洗劫，家族大量的文字史料和珍贵的文物遗失。翻阅残存的几页家谱，可以看到一群曾经在家史中闪耀的星辰，有的没有任何事迹记载，仅仅是单纯留下的一个名字。也许，文字从产生之日起，就有了这种选择的功利，史官凭籍天赋的权力增删表述，后人只能被动地认知，甚至于认为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是历史，而更为丰富生动的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却被无情地删削。人们往往忽略了，见于文字的历史即便不是谎言，是实在的存在，却也是单薄的，它离不开那些被遗弃被忽视的篇章，那才是历史真正厚重的土壤，是这条长河真正的源头——一条河流是由不能分离的点滴河水组成，而不仅仅是几朵耀眼的浪花。

       不过这部历史过于厚重，从知识接受的角度来说，瞩目浪花也有合理的地方。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如果淹没在滔滔河水中，生有涯而知无涯，岂不是也有一种没顶的无趣？再者，这条长河历经千年万年，若是没有一朵浪花惊起，那是何等的枯燥乏味，会不会它自己都厌倦了奔流，自愿干涸，甚至宁可静默为高山大川，让后人压根儿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一条河流呢？

       历史就是这么的让我们纠结，却又是这么的宽厚。无论我们发现，或是遗忘，无论我们顺流而上，或是连续地跨越，随心所欲地阻隔，它都静默无语。也许，它已经走过那么长的历程，我们的任何个人选择，在它智慧的目光看来，都如同顽童的游戏，不值得计较。我们自认为惊天动地的折腾，往高处和远处看去，都只是再渺小不过的浪花，在游戏者的心里波涛汹涌，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然而，历史毕竟又是由无数游戏者共同书写的。或许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彪炳史册，青史留名，他们只是随心适意，用生命随意在长河里划动，平静的水面也就留下道道痕迹，被更多的同游者和后行者所知晓，所模拟，所阐发，所激扬。这条河流的河岸也就在不经意间更加宽广，流速也发生着变化，浪花的数量也在变化着，吸引着更多的目光。

二

      凭籍现有的史料，我无法考证追索这座城市的先祖涉足陶瓷始于何时何人。也许，曾有很多始祖陶醉于这种火和土结合的艺术，因为这毕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一辈子用这种工艺谋生甚至仅仅是娱乐，他们的名字仅仅是因为血统的关系存在于族谱之中，却淹没于陶瓷历史长河，不为后人所知。历史自有其延续性，后来者并非破空而出。家族的血脉流淌融入陶瓷文化的长河之中，在无意中朝同一方向行进。国家和时代风尚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着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其间有的先人以其个性和才华在激起朵朵浪花，蔓延出支流，让家族史更为丰富多彩。

      从一般的生活角度来说，我的家族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一样，是一条长河，恐怕毕我一生之力，也不能穷尽万万分之一的奥妙。凭以家族和陶瓷的结缘，我一方面为身上流淌的陶瓷血液感到荣耀和自豪，另一方面，呱呱落地之日起，即在这条长河中浸泡，已经难以说清到底是哪一掊水对我影响最深。生于斯，长于斯，我已经和这条家族河流融为一体。只不过，顽皮和淘气的我并不满足于潜行，而是时不时爬上岸来，看看风景，反观自己的投影，既陶醉于这条长河的壮阔，为自己的这种历史渊源感到自豪，同时又感到一种对于未来的惶恐——我们将流向何方，这条已经千年流淌的长河会不会在将来越来越窄，越来越浅，终有一天消弭无形呢？如此，我感到随波逐流的适意，更为这种迷失方向的放任自流而感到惊惧。我们从历史顺流而来，更有责任和义务将这条大河向未来伸展，让更多的后人在这条长河中汲取营养，修炼技艺，成长为历史的传承人。

       这样我们就不能一味埋头在这条长河里扎猛子了，而是有必要沿着上游回溯，去看看历史的风景，寻找继续前游的启示。同时，也不能仅仅陶醉在家族的长河里，而是应当走出去，到更大的民族长河和世界长河里漫游，避免成为井底之蛙。

      曾有伟人说，历史是一串链条，任何人都是历史链条上的一环。这种说法让我们对历史的节点看得更为清晰。还有一种更确切的描述是，历史是一条长河，我们都是融化于其中的水珠，谁也不能把自己和其他水珠分开。历史的传承和创新只是后人为了书写的方便，做出的人为的的区分，而在真正的历史当中，任何惊涛骇浪都不可能脱离河流，横空而出，再大惊涛骇浪都是千万颗小水珠互相牵连，凝聚而成。

      只是，为了观察的方便，人们往往需要从运动中暂时抽离，以静止的影像呈现。只要我们没有忘记这种运动的本质，暂时作一下静观反而能够让我们获得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且不至于淹埋在运动之中，对于自身和历史都失去感知。

      顺着家族历史长河，往上溯游，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慢浮现，那就是我的曾祖父王昌彬先生。历史的因缘际会，让曾祖父担任了光绪、宣统年间的御窑厂督办。据祖父说，曾祖父原来是在苏州为官，后由光绪皇帝的先生翁同龢的亲家推荐，赴江西景德镇任御窑督办。御窑厂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封建专制，那是中国至今仍在盛行的举国文化体制的产物。御窑厂聚合了全国优秀艺人、能工巧匠，用最精美的材料和工艺相结合，打造最精美的艺术品，这种不计成本、但求精品的制作于今已经难以复制。曾祖父有幸厕身其间，这种文化的浸染对于整个家族的影响难以言传。

       陶瓷艺术一方面以古取胜，另一方面以精取胜。御窑厂这种官窑陶瓷的价值难以估量。大师荟萃，相互交融，这种合力和爆发力，甚至能够局部改变历史长河的流向，将河岸一下子拓展数倍甚至数十倍，激起无数惊涛骇浪，卷起千堆雪。对于我们每一位家族成员来说，享受的不是得到多少家传古董，而是这种文化血液的浸染。

       曾祖父自己是否也曾手痒难耐，加入这支精品制作的队伍，我们已不得而知。在那个时代，共名是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个人注定要被历史沉埋，艺人手艺再高超，也只能得到自己和知心好友的会心一笑，却不能在千年不朽的陶瓷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然而，另一种口耳相传的历史不会将他们忘怀，他们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后人的记忆之中。曾祖父王昌彬先生善于总结能工巧匠的技巧及工艺方法，据父亲回忆，他撰写的著作《窑彩杂言》，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各种陶瓷工艺。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青花大王”王步先生曾多次造访我家，从曾祖父总结记录的御窑制瓷方法和色釉料的皇家配方中获取古人的绝技。可惜文革时期，这些珍贵的文字史料都被造反派拿到造纸厂造纸去了，一些珍贵的官窑瓷器也被红卫兵拿到水泥厂造水泥去了。

三

       如果说，曾祖父对于我们家族来说是一个光辉的符号，那么祖父王庭芳先生则是我在这条长河中漫游的启蒙教师。祖父王庭芳字旺柏，早年毕业于饶州府的省立窑业学校——这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前身，中国最早也是唯一的陶瓷专业学校，继而又就读于上海美专。祖父喜爱美术，能书善画，对海派画家风范颇有研究，早期接受了任伯年、吴昌硕等海派画家的影响，后又研习了杨州八怪的画风。抗日战争期间，祖父怀抱救国之心，一度投笔从戎，在黄浦军校步兵分校任文职教官。祖母甘金姣是民国时期景德镇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的父亲甘源太是当时景德镇最大的漆木行的大老板，祖籍江西丰城，祖母另有一个弟弟叫甘京生，姐弟俩感情非常深厚。曾外祖父对祖母宠爱有加，从小就让她接受正规教育，因此，祖母的文化程度和艺术鉴赏力都很高，尤其是古典文学功底甚深，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祖母戴着近视眼镜，在灯下看书。她喜欢《红楼梦》，还有张恨水的小说，也常常教我背诵唐诗宋词。

      祖父对于我的教育并不是循规蹈矩的一板一眼的灌输，而是用他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验对我进行浸染。记得我年幼时，有一天，阳光将家里一棵树投影到墙上，爷爷就领着我去看树影的疏密斜正、浓淡变化，然后又和其他的树影进行比较。这种形象教育十分直观，多年后我仍然记忆犹新，因为这是真正的艺术教育。等到我自己从事专业艺术教育后，也明白了该教给学生什么，怎么教。艺术教育最关键的是让人获得生命体验，而不是脱离生命，人为地抽象出一些教条，让学生死背硬记，生搬硬套。

       父亲王隆夫（号昌南子）是在祖父的耳濡目染中熏陶长大的。父亲生于庚午年，属马，是家中独子，上没有兄姐，下没有弟妹。父亲小时候，家境已经十分贫困，他年幼时在圣公会学堂念书，那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就是现在的珠山中路原市总工会旧址上，幼小的父亲由于缺乏营养而显得个头十分瘦小，冬天细雨中常穿着一双非常不合脚的他母亲的尖头雨鞋，头戴斗笠在寒风中去求学。父亲知道要出人头地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当时教会办的学校师资是比较强的，除中文、数学还开设英文课，课外活动也精彩纷呈。以至于八十多年后的今朝，父亲尚能读出许多日常英文单词，有时舞会上他老人家还能跳出快三慢四的舞姿，连我这个中青年人都自愧不如。

       后由于生计所迫，父亲终止学业到由王大凡创办的“太平瓷社”学习绘制陶瓷，当时，瓷社指定由大他九岁的王锡良老师给父亲讲授油料性、制作方法、烧成温度等陶瓷技艺。因为这段因缘，父亲一直对王锡良老师非常尊敬，俩人的友谊也绵延一生从未间断。父亲病重之际，王锡良老师不顾九十高龄行动不便，执意到医院看望，两位沧桑老人执手相望的情景，令人唏嘘。在太平瓷社的那段时期，父亲白天在瓷社学艺，晚上在家跟着祖父母学习国文和海派绘画。从此，父亲一生与瓷结缘，以瓷为生，也为瓷而生。

王隆夫与王熙良的友谊绵延一生

      或许，如果不是因为生计所迫，父亲当年不会走上专业陶瓷创作的的道路，但是，走上这条路，却没有仅仅成为一名循规蹈矩的工匠，却是父亲的禀赋和勤奋使然。

      父亲生于一个战乱频仍的坏时代，却又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好时代。父亲转益多师为我师，不仅从珠山八友这些前辈那里吸取陶瓷艺术创作的营养，更通过结交潘天寿这样的美术大师，让自己触类旁通，走出了狭隘的陶瓷工艺的范畴，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找寻到更广阔的天地，谋取到更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父亲常说，艺术创作眼高手低并不是坏事，眼光必须要高，站在一个制高点，绝不能成为鼠目寸光的井底之蛙，眼光高了，手艺才会慢慢提高，眼光要是不高，手艺是永远无法提高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喜欢跟胡献雅、毕渊明、余翰青、胡庐等长辈交朋友，总是虚心地向前辈学习技艺和知识，八十岁以后，父亲却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他认为年轻人能与时俱进，接受新鲜事物。

      父亲的业余时间没有太多的爱好，我记忆深刻的，是常常看到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在昏暗的灯光下刻印，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睛的度数加深了，他就将两幅眼镜重叠起来戴着篆刻，因此，他的绘画线条中具有深厚的篆刻金石味。父亲在绘画构图、篆刻布局、书法文字的出入源流上，都做了大量笔记和心得，他勤于思考，在考虑问题时，常常将手指甲放在嘴上咬，有时甚至咬出了鲜血，所以他的绘画构图上往往十分独特，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之境界。

       父亲的瓷艺作品善于在书法、绘画、金石、诗词中吸取营养。几年前，我与父亲在南昌拜望得美术馆举办父子作品展时，我有感于父亲的创作理念和文化熏陶，谈到了瓷艺创作的“三个不敢抛弃”，即：不敢抛弃唐诗、宋词、元曲；不敢抛弃中国的书法艺术；更不敢抛弃景德镇千年的陶瓷文化底蕴以及陶瓷的特有材质。只有站在前人创作、积累的精华艺术基础上，找到一个创作的方向，哪怕是取得一点小小的突破，都能使作品富有生命力。

      说到父亲的作品以及他的创作历程，又不得不提到我的母亲夏胜兰。母亲长期与父亲合作共事，父亲画的瓷器基本上由她完成填色，她对粉彩的设色是非常考究的，譬如对于冷色调与暖色调的对比统一关系等等，她都把握得十分精致。母亲早年在景德镇瓷厂工作，后辗转到胜利瓷厂、宇宙瓷厂、新光瓷厂，长期从事高档艺术瓷的填色，施于人教授、郭文莲教授的作品她都曾参与设色。小时候，老是看到她手不离磨砵，颜料在她手上磨得格外细嫩，她在玻璃白表面上填色的牡丹花，通体透亮，犹如在光合作用下的渐变效果，过渡十分自然。父亲的早期作品如《十八学士》、《八仙过海》等瓷板条幅，大多是由母亲配合完成的佳作。这些作品至今仍在流传，并广受赞颂。

       母亲在设色上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譬如她讲：一件作品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色调，不能因为追求色彩过于丰富而忽视了主色调，这样就会使作品没有了主次关系；在具体制作上，有些瓷瓶的凹凸面过大，粉彩填色时容易流动致使无法填平，只要在颜料里放少量盐水就不会流动，且烧出来的色彩特别鲜亮，因为氯化钠有助熔作用。今天看来，母亲的设色技巧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父母其实生育五个小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生育第一胎时，是个男孩，取名王安华，带到三岁时出天花离世。母亲十分悲伤而得了闭经症，隔了八年才生了我的姐姐王淑凝。大哥离世时祖父王庭芳也悲伤过度致眼睛失明，奶奶则是三寸金莲的老太太，一家人全靠父亲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大姐出生后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快乐，当时的家境比较贫困，祖父祖母都没有工作，更没有收入，父母亲便利用礼拜天上山砍柴。有一次，父亲砍柴时心不在焉，只想着家中的宝贝，不小心在自己的小腿上砍了一刀，鲜血直流，母亲赶紧撕下自己的衣服为父亲包扎。两年后我的出生更是给这个单传了好几代的王氏家族带来了无穷的快乐，祖父的眼睛好像一夜之间明亮了。我小时候祖父就教我写小楷、练毛笔字、学珠算、打算盘，父亲则每天带着我去莲花塘晨练。当时虽然生活得非常苦、非常艰难，但一家人还是非常快乐的。父亲由于当时在艺术瓷厂美研室工作，常常出差写生和参观学习，有时在外时间很长，当时没有电话等通讯工具，都是书信往来，有时候他出差回来数天后，才接到他从出差地寄给家里的信。

      那时候，我们住在新村西路的一栋砖木结构的老房子里面，门窗都是木质的，不透光，冬天寒冷只能关上门窗，家里一片漆黑，窗没有玻璃，父亲画画时只有半开着木窗，借着透进来的一丝光线来创作。有时一阵风吹过来将宣纸掀起，把桌上的瓷器也掀翻在地，破损严重，父母亲十分心疼。天上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地上十分潮湿，父亲在那段时间所创作的作品全部署名“画于潮室”。一方面房屋的确潮湿，另一方面因为此屋是从厂前（御窑厂内）迁移过来的，大量雕花木梁的石墩被人换掉了，移过来后质量非常差，且经历了清朝、民国、解放和文化大革命等潮起潮落，故父亲说“潮室”有以上二层意思。

      从曾祖父到父亲，我们家族的这条长河既独立运行，又河纳百川，既能够走出去，又能够吸进来，既静中有动，又变化不息。上世纪的动乱年代，家藏的各种书画和陶瓷精品都被“造反派”席卷而去，了无踪影，动乱结束，只归还了一本有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祖孙三人批读圈点的线装古籍《易经》。父亲因此将宅所取名为“还经楼”。改革开放后，父亲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父亲与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启功先生交流时谈及此事，启功先生听闻后欣然为我家题写“还经楼”三字。这也是我们王氏陶瓷世家的一件瑰宝，至今还悬挂在我家的客厅中央。

       父亲八十多岁后仍然精力充沛，创作不止。前几年，应文化部邀请，由陈海波先生出资，父亲出访德国、冰岛以及北极地区，周国桢教授也同行。在长达数天的航行中，在望不到边际的茫茫大洋上，父亲兴致勃勃，一路上观察海洋、冰川、飞鸟、北极熊，还在船上打打乒乓球，活动活动身体。到北极后，还创作了数幅国画，受到多国元首的褒奖。2014年春，我作为景德镇学院专家团成员，应美国教育部门邀请到美国访问，父亲也随团参访，从纽约州到伊利诺斯州、路易斯安纳州，跑遍了大半个美国，那时父亲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没有一点倦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父亲对每一件陈列品都细心观摹，尤其是对中国的文化珍品更是认真观察。父亲的创作激情以及对艺术的热爱、对世界的好奇，从未磨灭，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与日俱增。这种永不磨灭的激情和热爱，是因为他身上的艺术精神从未被剥夺。动乱和坎坷可以损失财产、损失时间，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磨难也让父亲加深了对生命的的体悟，让他作品的意蕴更为深厚。

王隆夫出访美国

四

       我出生的时候，上世纪那场动乱还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童年时光赶上这场文化浩劫，既是大不幸，也不失为一种大幸。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许是天意使然，从小受到磨难，让我从外力方面避免了浮躁的可能——而这正是这个时代的通病。家族的长河依旧默默前行，并未因为时代的突变而中断旅程。虽说童年是在苦难中成长，但是我仍然是浸润在艺术的氛围里，不仅祖父、父亲这些大师的言传身教，即便是他们的某位朋友或学生，也是绝技在身，和他们一起干活或聊天，都是最好的学习，潜移默化间就会他们的技艺和气质所熏陶。

       更为幸运的是，我毕竟还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980年我高中毕业，没能如愿考上大学，父母亲十分着急，当时没上大学就意味着要上山下乡去锻练。记得周末的一天，我与一位同学到光明电影院去看电影，路上看到一则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的招录启事，要求招录一名书法方面的人才。我立即眼睛一亮，意识到这对我来讲是一次机遇，于是电影也不看了，赶紧回家去取报考所需的户口本和照片，记得当时没带钥匙，我还是翻墙进入家里的。然后，又跑到父亲当时的单位七二一大学，向父亲要五元钱，当时的五元钱是蛮大的数字，足够一个成年人半个月的生活费用。父亲不解地问我要五元钱何用，我说报考陶瓷历史博物馆，父亲于是蛮高兴地给了我。幸运的是，在近百人参与的考试中，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在当时考入一个国有事业单位是很不容易的，父亲高兴地向亲朋好友奔走相告，母亲也乐开了花，整个七二一大学都知道王老师的儿子有出息了。

        一年后，我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得到系统专业学习的机会。全面的理论学习，比在黑夜中暗自摸索，大大缩短了探索的旅程，前贤的经验积累更助我一臂之力，让我迅速成长。求学前的感性认识，学习中的理性提升，学成后回到美研所，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历程，从陶瓷起步、到各种综合艺术、再又回到陶瓷专业的探索，让我对家族的陶瓷文脉传承有了更深刻更广阔的认知。同时，在祖辈诗书礼义的家风影响下，我对诗、书、画、印均有涉及，旁及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开坝引流，或可泛起小小的浪花，稍许拓宽延展家族的瓷艺长河。

      三十多年的陶瓷创作历程，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从我个人的心路历程来说，却是波澜起伏，回环曲折。家族的光环是荣耀，也是局限；历史的积淀是财富，也是负担。如何面对这条传统的大河，如何让这条大河吸纳更多的新生事物，如何让这条大河充满生机，流淌得更为宽广，这是处于新时代的我的使命和责任，也是远在天国的父亲和祖辈对我的冀望。

      善于吸纳营养的大河是不会干涸的，只会越来越宽，越来越深，在这样的大河中游泳，只会让我越来越惬意。我时常在思考，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如何吸收传统营养又不泯灭自己的艺术个性，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又不故意标新立异，如何根据自己的禀赋和气质，适时修正方向，让自己游得更远？水利万物唯其下，水最柔软，也最刚强。我深知任何筑起大坝或者强行引流开源的做法都是狂妄的。惟愿始终让自己浸泡在传统大河中，同时探出脑袋，看到陶瓷以外的天地，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看到现在，看到未来。明乎此，我也就知道了自己的位置，得以协调自己和这条大河的关系，让自己更好地融入其中，成为浪花一朵，和先贤，和后来人，一起继续奔腾前进。

      三十多年的创作体悟，我归结为一个字，那就是“道”。“道”法自然，而生万物。中国人在五千多年的漫长的文明历程中发展了有独特个性的民族精神，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范畴，尤以温柔敦厚的美学体系和营造意境为主的美学风格卓显于世。但是“道”并不是封闭自足的哲学范畴，本质上和西方的“逻各斯”是相通的，都是对于世界本质的虽然混沌但是又确实是宏观的揭示，中西艺术互相渗透沟通，但是同时保持各自的个性，并不互相替代。这就像世界上的大河大川，各循其道，交叉沟通，奔腾不息，但是又各自独立存在，并生不悖。

      艺术与人生相比，人生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摆正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艺术只是人生的派生物，首先是要作有价值的人，艺术只有在能够反映人的价值时，才有价值。孔子的“仁爱”、“自强不息”，孟子的“养气”，老子的“虚静”以及庄子的“洒脱”中，都蕴含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画画的人也应懂得此理。有些人在艺术上有一套，而其人品不佳，其艺术也就不得流传，不被后人佩服，原因也在这理。宋四家中的苏、黄、米、蔡，很多人说其中本有蔡京，但由于蔡京是个坏人，而把一个名气并不大的蔡襄补之。

      中国人总是把人品与技术、艺术相提并论的。这种人品与画品、书品、文品的统一论，是中国文艺批评史的可贵传统，也是中国人对艺术本质深刻理解的体现。古人有“艺者，德之华”之说，就是要求我们一要求技艺之长进，二是要求道德、人格之建立。投机取巧，以一时的名利为重，甚至通过搞艺术去达到别的什么目的，是绝对做不好学问的。父亲不止一次的告诫我，学艺术绝对不能师古人而像古人，要超出古人。他说景德镇好多个有突出艺术才华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学习前辈高人的东西，但画出来有他们自己的认识，所以风格变了、手法变了、形式也变了，色彩和所呈现出来的作品给人们的感观就自然变了，让人耳目一新。非常遗憾的是，有许多艺术家的子孙也沿袭长辈的形式，无论绘画还是装饰，无论书法还是简单题款，都是与父辈的作品形似甚至神似，这样其实非常不好，虽然继承了但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因此，我父亲写苏东坡、沙孟海，我则写黄庭坚、泰山金刚经；他学任伯年、吴昌硕，我则学刘旦宅、敦煌等装饰性的绘画。父亲多次表扬我，觉得我这种错位发展是正确的。

       艺术，在真正的艺术家眼中，是浩瀚的大海，需要毕生的努力和探索，而且是永远达不到“顶峰”和“彼岸”的事业。而在一些浅薄的艺术家眼里，艺术是一条清澈的小溪，他们在那里嬉戏，捕捉一只蜗牛，捡到几个石子，或者是捡几块青花瓷片，就以为主宰了艺术掌握了艺术的全部。这不只是一种对艺术的误解，实质上是对人生的浅薄和无知。

      因而，学书、学画，学陶瓷，绝非只是学技巧、学书画之法度、学笔墨，学色釉的窑变，这些只是传统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除了这笔墨、窑变技巧之外，公德、思想、意境、艺术观、创作方法、表现手段，都是需要我们全身心努力学习的。

      中国画，过去有文人画与匠人画之分，而现在，已经合二为一了，既要有画家画之功力，刻划求精，也要有文人画的气韵，超逸入神，诗意盎然，讲求诗书画印的结合。过去许多书法家都是文学家、诗人。唐代有名的书法家中，有许多是著名的诗人，并不是只会写几个字。离开了情感的表现，离开了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只是把几个字摆得端正，与印刷机又有什么区别？画学也是如此，学来的熟练算不得艺术，艺术的重复等于零。

      一个画家，就应该是一个学者、一个诗人，要有全面的修养。西洋画是画感觉，中国画是画修养；西洋画重外在感受，讲科学性；中国画注重内在的修养，讲哲理性。前者重模似自然，后者重抒写性灵，这就决定了中国画对于全面修养的要求。

      陶瓷创作同样也是这个道理，更需要创作者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创作，父亲多次跟我谈到一件优秀的作品，除了装饰性、绘画性还需要工艺性，这里的工艺性包括对陶瓷的颜料的矿物质的发色、烧成温度以及多个原料之间的化学成分在1800℃的变化，氧化气氛中是呈现何种颜色，还原气氛中又呈现何种色彩，如氧化铜在还原气氛中是红色，而氧化气氛中则是绿色。此外，我父亲还提到陶瓷创作必须要注意一件瓶体或一只薄胎碗在绘画设计中一定要注意多角度的欣赏面，最好是每一个方位都是正面的效果，转动器形时，要面面都是正面，做到面面俱到才是最佳效果。

      父亲也非常重视写生，他总是说，写生画画，首先要注意观察分析自然，不要看到什么画什么，要删繁就简，要注意取舍，写生时就是一种创作，把美的东西入画，把不美的东西删除，突出重点，虚化次要的东西，尤其是在陶瓷创作中要尽可能彰显陶瓷的材质美，不要完全用画面或色彩遮盖瓷质的美感。父亲还多次提到在创作中一定要注意虚实关系，疏可跑马、密不透风，涂黑容易，留白难，要讲究深与淡的关系，暖色调与冷色调的关系，线条的粗与细的关系，长与短的关系，湿与干的关系，柔与硬的关系。父亲平常喜欢刻印，喜欢写书法，他说，写出来的书法要像你刻出来的效果，刚劲有力，力透纸背，而刻印章时，要像写出来的效果，刻划自如，得心应手。父亲的点点滴滴教导我记忆犹新，始终在我脑海里回荡，同时也影响了日后从事创作的指导思想。

     父亲画画前一般是将一件白胚胎放在桌上，不轻易动手，会咬咬指甲，思考一会，做到胸有成竹，然后一气呵成。构思的时间往往比画画的时间要长一点，一旦思考成熟，画起来就特别快。父亲生前创作了大量青花作品，他在景德镇的一个大型瓷板制作者刘老大的琢房里画了《三英图》瓷板画，三只雄鹰站立在苍松之上，气势宏大，青花料色墨分五色，浓淡虚实十分恰当，寓意三国时期的刘、关、张三位英雄。著名国画家范曾先生站在此画前观察了很长时间，久久不愿离去，最后对众人说：“王老这幅作品没有多用一滴墨，洗练而精到，实为神品。”

      去年下半年，父亲年纪大了，觉得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于是停止了篆刻印章，因为刻印除了在方寸之间布局文字外，还需要花费眼力和手劲，工笔人物也几乎不画了，只是画一些写意花鸟或在成型里画一些青花瓷板。有时候，也应请帮人题写一些招牌。他的最后一件工兼写的作品是“布袋罗汉”粉彩瓷板画，因为位于昌江河畔的观音寺装修一栋禅画研究所，需要近四十万的装修改造费用，父亲就带病为寺庙创作了一件，售后所得钱款都捐赠给寺庙，终于使该研究所装饰一新圆满落成。父亲画完作品后，一直关心着观音寺禅画研究所的装修进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待到此栋研究所灯火通明时，父亲却驾鹤仙去。

     记得有一天傍晚，父亲回到位于新都中华陶艺村的家中，手上握有一卷牛皮纸包裹的东西，他慢慢地展开，交给我，让我要妥善保管，我打开足有三层纸，外面牛皮纸，中间透明硫酸纸，里面一层白色宣纸，最后展开的是启功先生为我家题写的“还经楼”三字手稿。我顿时觉得这仿佛是父亲向我们王氏子孙交待什么，我握着父亲的手，眼睛湿润了。父亲生前多次提到，我们王氏家族的百年沧桑，由兴到衰，又由衰到兴，虽然更多的是随时代变化，然而更重要的是保持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勤做学问，勤俭持家，宽以待人，这样才可以持之以恒。

    父亲离世后，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决定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办三件事情。

     一是设立“王隆夫奖学金”。大约是一九八八年，全国各地的大型国营单位为了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都开办了职工大学，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省唯一具有政府行政管理陶瓷行业的主管机构，由教育部门批准也成立了一所培育陶瓷艺术创作的职工大学。父亲与刘金水、吴仁赣等陶瓷名家一起被授权创办了景德镇七二一大学，父亲亲自为首届学生授课，讲授写意花鸟、工笔人物和陶瓷设计课，亲自带领学生赴瑶里、庐山、黄山等地写生，手把手地教他们写生创作。父亲一生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大多都成为了国家级陶瓷大师或省级大师，如赖德全、王淑凝、陆涛、巴德尾、徐硕、刘升辉等等都是父亲的第一批学生，入室弟子有曹木林、王怀治、涂良如、江振声等。父亲不仅是一位才学卓著的工艺美术大师，也是一位桃李芬芳、品德高尚的陶瓷艺术教育家。七二一大学是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的前身，2001年并入景德镇学院。因此，2015年12月，在景德镇学院领导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捐资数十万元，在景德镇学院成立“王隆夫奖学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

    二是收集、整理并出版《王隆夫艺术全集》。我先后辗转赴北京、上海、广州、南昌等地，与收藏有父亲作品的收藏家联系，对父亲的陶瓷、书法、国画、篆刻等作品一一拍照存档，并仔细归类，汇编成册。在《王隆夫艺术全集》即将付梓印刷之际，谨对陈瑞源、徐瑞松、聂坡、刘斌、王强华、陈俊芳、张曙阳、刘剑秋、胡晓余、章凯旋、郝建民、夏建平、黄小华、余彪、胡晖先生等收藏家以及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恳的谢意。

      三是建设“王隆夫艺术馆”，将父亲的陶瓷、书法、国画、篆刻作品以及父亲和诸多国内外名家交流创作的作品，还有父亲的遗物陈列其中。艺术馆正在选址筹建中，艺术馆前方的草坪上，将安放高3.5米的父亲全身铜像，此铜像由中央美院教授创作，并得到鲁迅美院、清华美院、俄罗斯列宾美院的专家教授的指导意见。以上三件事情同时也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陶瓷世家”，我们努力传承。

     （特别说明：文中图片由王安维教授提供，其中陶瓷、国画、书法作品均为王隆夫大师作品。本文经王安维教授授权由“徐徐瓷话”发布，欢迎分享至朋友圈，微公号及其它媒体转载请与王安维教授或“徐徐瓷话”微公号联系，未经同意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