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来自西洋而外观似瓷故名之洋瓷（磁），这显示了中国的瓷器与“洋瓷”的同一种性质。这种“洋瓷”的优异性质和艺术表现力马上被大清帝国敏锐的上层人物所捕捉，而有着上千年悠久工艺制作史的中央帝国，自然马上把它吸收、引进、研制、转化成为一种自己的东西，从而也是一种新的东西。

——周思中《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

“珐琅”一词于明末清初之际已有出现，《砚山斋杂记》记载：大食国器以铜骨为身，起线填五采药料烧成，俗谓“法瑯”是也。此处所指乃掐丝珐琅，也就是后来中国人所熟知的“景泰蓝”。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1716 年10月25日），广西巡抚陈元龙在谢恩折中写有“法琅”一词，此处表示的则是宫廷制作的鼻烟壶，其采用了玻璃胎画珐琅的工艺。如果说在康熙朝，景泰蓝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宫廷艺术品，那么画珐琅在这个时期则是源自西方的崭新技术，它被引入中国到创制成功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玻璃胎画珐琅牡丹蓝地胆瓶，康熙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画珐琅的中心位于法国布卢瓦和德国奥格斯堡，珐琅师以表壳为主要载体，并施以彩色的珐琅釉料进行绘画，在钟表艺术史上第一个画珐琅工艺的高峰来临了。此时正是法王路易十四和清朝康熙皇帝执政的时期，1688 年2月，前者派遣的法国传教士使节团到达北京觐见康熙帝，所携礼物中便有画珐琅肖像。使团成员之一Jean Francois Gerbillonm（中文名：张诚）在1691 的书信中，曾提及康熙帝需要珐琅表的诉求，并希望掌握珐琅和玻璃技艺的西人来华。如果不是康熙帝此前已欣赏到画珐琅的细腻，尤其是珐琅表的精美绘画，估计不会有如此指向明确的要求。

荷兰海牙制造的珐琅表，1650-1660年制造，©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花卉珐琅表，康熙御制，巴塞尔历史博物馆收藏

出于对钟表的喜爱，康熙帝主导钟表的制作，是中国钟表史的里程碑事件。同样，与当时中国瓷器的釉上彩相比，康熙帝被画珐琅的多彩魅力所折服，由此他主导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最终造就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 瓷胎画珐琅。从1693 年内务府造办处设立作坊到1696年设立玻璃厂，这些机构的设置为画珐琅的实验提供了平台。康熙五十五年是一个转折点，来自广州的多位珐琅师和法国传教士Jean Baptiste Gravereau（中文名：陈忠信）陆续来到宫廷，他们带来了技术和材料，为画珐琅最终走出实验阶段提供了人力和物力等条件。

瓷胎黃地花卉碗，康熙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

1718 年武英殿的珐琅作改归养心殿，珐琅研制已进入突破阶段。同年九月初九日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康熙帝做出如下批示：“珐琅大内早已制成，各种颜色俱以全备”。康熙六十年七月二十日（1721 年9月11日），杨琳因收到御赐的“法琅磁碗”等物而书写谢恩折，此时明确出现了 画珐琅的瓷器。可以说至迟于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 年，瓷胎画珐琅——应用在陶瓷上的珐琅彩工艺宣告成功。

瓷胎珐琅彩红地牡丹碗，康熙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