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67岁才开始正式以陶瓷为创作媒介。他年轻时曾表示过对陶瓷很感兴趣，并非常欣赏西班牙雕塑家、陶艺家帕科•杜里奥和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陶瓷作品。在他们的影响下，毕加索开始绘制花瓶草图，于1906年创作了他的第一批陶瓷作品。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理查森爵士在《毕加索生平》中写道： “当时和现在一样，高更的陶瓷艺术被低估，而杜里奥几乎是唯一认识到陶瓷艺术的重要性并探索类似技法的人。”

后来，在南法的意外发现激发起毕加索创作陶器的更多灵感。1946年，毕加索和女友吉洛一起来到法国南部的海滨小镇瓦洛里斯，参加一年一度的节日庆典。他在这里认识了马杜拉陶艺工作室的主人乔治•拉米和苏珊娜•拉米。拉米夫妇邀请毕加索参观他们的陶艺工作室。毕加索立即迷上了他们的陶艺作品。苏珊娜•拉米在法国南部传统陶器的复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擅长对传统陶器的造型和釉色进行重新诠释，她的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在工作室，拉米夫妇向毕加索介绍了制作陶器的各种技艺，毕加索遂用粘土创作了三件小陶器（一个动物头像和两头公牛），并将其晾干、烘烤。据乔治•拉米后来回忆，当他和妻子回来看这些作品并想继续带毕加索参观时，毕加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年后，这位艺术家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回到这家工作室，因为想看看他当时的作品的效果如何。毕加索看到了自己创作的陶器，兴奋至极，立即询问什么时候可以 “回来工作”。

就这样，毕加索“加盟”马杜拉陶艺工作室。他创作时，通常先勾勒出一些造型，然后立即去制作。他总是将各种釉料和氧化物随意涂抹在陶器的表面。起初，它们看起来暗淡无光，几乎透明，但在马杜拉窑的高温的作用下，它们的颜色变得越来越鲜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预知这些色彩将如何呈现，对毕加索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有趣的挑战。毕加索的创作方式非正统，他对粘土所提供的无限可能性着迷。他热衷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像是陶艺家、又像是化学家、珐琅师。毕加索创作的陶瓷作品丰富多彩，令人惊叹不已。

乔治•拉米评价“毕加索就像一个卑微的村民一样走进了工作室。随后，他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和友谊中。并且，所有这些感觉都在温和地增长，没有掺杂任何复杂的因素。就好像这种不可预见的、温暖的、如此珍贵的现实完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的存在变得像一种美好的日常习惯一样不可或缺、熟悉和必要。”

1948年底，毕加索的创作欲如此强烈，以至于马杜拉陶艺工作室深陷财务困境。因为尽管受到媒体关注，但这些独特的陶瓷作品并没有被收藏家立即买下。收藏家们大概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毕加索的方向。与此同时，毕加索慷慨地将复制他的一些陶瓷作品的权利授予给拉米家族。从1949年起，在毕加索的监督下，拉米家族开始复制、发售这些陶瓷作品。每个式样的仿制品数量不等，包括50个、100个，甚至500个。这些陶瓷作品兼具美学和功能价值，价格实惠，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毕加索的陶瓷作品也远近闻名。因为毕加索的垂青，许多游客和艺术家也纷纷来到瓦洛里斯。很快，这个小镇每年夏天都会热闹非凡。

毕加索的陶瓷作品是在南法阳光和温暖的氛围中创作的。这些作品有趣、好玩、轻松，近乎异想天开--无论是鱼形的水壶，装饰着咧开的大嘴和卡通眼睛的水罐，还是变成猫头鹰的花瓶，都带着调皮的表情。这些作品创作于战后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毕加索一生中较为快乐和乐观的时期。这些作品在方法、材料和技巧上都新颖有趣，呈现了毕加索欢乐、热爱生活的一面。同时，这位革命性的立体主义大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扭转西方主流的表现风格，将创作风格从写实主义中剥离出来。这点也体现在他的陶瓷作品中 。

在陶艺创作中，毕加索使用了绘画、版画、雕塑、设计等诸多艺术形式，融合了他在立体主义时期、超现实主义时期的多种风格。并且，对当地和古典传统的借鉴为这些作品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加上作品本身充满活力、色彩缤纷、辨识度高，这令毕加索的陶瓷作品充满吸引力。

毕加索在画布和纸张上探索过的许多主题和图案，在他的陶瓷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经常将陶瓷的三维特性巧妙地融入设计之中。毕加索的陶瓷作品主要包括几个主题：地中海文化、神话世界、古典女性、斗牛和动物等。其中，公牛可能是最常见的主题。斗牛是西班牙文化的重要象征，毕加索一生都在研究斗牛。他经常用斗牛场景反对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

毕加索创作的以猫头鹰为主题的陶瓷作品也很多。有一次，毕加索和吉罗在法国安提布捡到一只受伤的猫头鹰--一种与智慧有关的动物，也是希腊女神雅典娜的象征。吉罗在自传中写道：“它的一只爪子受了伤。我们给它包扎，它慢慢痊愈。我们为它买了一个笼子，回到巴黎后，我们把它带回来，放在厨房里......它闻起来很难闻，它除了老鼠什么也不吃。”猫头鹰激起毕加索的创作灵感，成为毕加索的陶瓷花瓶和水壶的常见主题。

此前，毕加索就经常画鸟，尤其是象征和平与知识的鸽子。通过陶瓷创作，毕加索对这些动物的形态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塑造了大量鸟类主题的陶器。比如，一些花瓶被雕刻成鸟类的面孔，水壶变形成为鸟的头和身体。毕加索的俏皮风格在这些鸟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山羊、小精灵、以及神话中的半人半牛的弥诺陶洛斯，也是毕加索经常使用的陶瓷作品主题。

希腊神话、当地植物，甚至是地中海的文物，都给毕加索带去创作的灵感。除此之外，这也少不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杰奎琳•罗克的功劳。在甜蜜爱情的滋养下，毕加索开始以一种比以往都要轻松的方式探索女性形象。女缪斯的脸庞是毕加索的另一个创作主题。在一些瓷器上，毕加索掩盖了陶瓷的立体感，正面描绘扁平的脸部形象，给人一种画布或纸张上的肖像感。这些作品表明毕加索通过粘土对人脸进行的俏皮而富有表现力的探索，也体现了他对西非面具和具象艺术的迷恋。

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毕加索探索了陶艺工作的全部潜力，包括使用釉彩进行绘画的不同技术。他创作了3500多款陶器。这一大批独创的作品奠定了他在20世纪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此过程中，毕加索也成为“自由形式”风格的重要代表。1950年代，这种风格主导了全球陶器、艺术家具和玻璃画的风格。

毕加索是在战后开始创作陶器的，当时，现代主义艺术家让•普鲁夫、皮埃尔•让纳雷和夏洛特•佩里安等，正在倡导“将艺术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欣赏”的理念。佩里安指出：“生活意味着前进”，“你必须为你的时代发出声音”。毕加索曾阐述他转向陶瓷艺术的一个原因：在一个经济紧缩的时代，他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已经售价不菲，而他的陶器和陶瓷作品则有可能为普通人所拥有——这代表了一种更为民主的方式，以及艺术家可以为市场两端的客户提供服务。此外，虽然人们可能不会马上想到毕加索是“形式服从功能”这一现代主义理念的代表人物，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毕加索的作品与功能主义思潮遥相呼应。毕加索喜欢自己的陶瓷作品既美观，又具有实用性。因此，他允许自己的作品被复制、出售。事实上，他在自家中也使用自己设计的盘子、壶和碗，并经常将它们赠送给亲朋好友。

除了有这些崇高而高尚的抱负，最重要的是，毕加索渴望探索新的媒介和创造方式，这种媒介原本只是供艺术家玩耍的。毕加索的儿子克劳德•毕加索指出：“我父亲从不认为自己是陶艺家。但他像对待其它媒介一样对待粘土这种媒介，以探究陶艺工作室的材料和技术能给他带来什么，或通过探究其内在品质和可能性，去发现什么。”乔治•拉米对毕加索强烈的好奇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每当毕加索决定接触某种新材料，以满足他对某种媒介所具有的永不满足的探索欲时，他就会觉得自己正从任何可能阻碍他飞行的重力中解放出来……他似乎有了一种新的敏锐度。这让他立刻充满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独创性。”克劳德指出，毕加索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陶艺家，但他会彻底地接受这种媒介，并以饱满的热情进行创作，因此，他能够突破原有的界限，创作出惊人的陶瓷作品。

德国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认为，独特艺术品的力量在于其直观和个性化。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指出“直观和个性化”是许多工业产品中缺失的部分。毫无疑问，毕加索设计的陶器拥有这种光环或直观元素，这就是它们吸引人的原因。即使在多年之后，那些被复制了500遍的作品似乎也像是出自毕加索本人之手，恐怕即使是毕加索本人也无法分辨出哪是复制品，哪是原作。

二十世纪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够像毕加索这样轻易地转换创作媒介：从油画颜料到木头或青铜，从平面技术到玻璃，又到陶瓷。整个20世纪50年代，毕加索的“自由形式”陶瓷作品经常出现在国际艺术杂志和展览中。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陶瓷艺术经历了一个非凡的发展时期。更多陶艺家和艺术家受毕加索的鼓舞，在毕加索更自由的创作风格和方法中找到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