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都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有唐一代，中外贸易往来发达，文化交流频繁。

正因为如此，唐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才表现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具备的风格特点，当时的陶瓷制作亦是如此，巩义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巩义窑是古代巩义地区窑口的总称，现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以黄冶窑和白河窑最为知名。它创烧于北魏，兴盛于隋唐，至宋代开始衰落，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1]。据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 ：“开元贡 ：自瓷器、绫……管县二十六 ：洛阳，河南，偃师，缑氏，巩，伊阙。”[2]《新唐书》中亦载，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开元元年为府，土贡文绫、缯、 、丝葛、埏埴盎缶、苟杞……县二十……巩”[3]。

这些材料表明，巩义窑至迟在唐代开元年间就向朝廷供奉陶瓷器物。巩义窑生产的陶瓷器物品类众多，除了传统的青瓷、白瓷、黑瓷外，还有大量的三彩器、绞胎器等，并探索生产出主要用于外销的青花器，充分展现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与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巩义窑在陶瓷制作方面汲取了外来文化元素，并加以提炼和创新，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

有唐一代，中外贸易往来频繁，西亚、中亚、南亚等海外诸国的商品货物以及文化艺术不断向中国输入，胡风弥漫整个社会，同时也为当时中国的陶瓷制作注入了不一样的异域风格和色彩。巩义窑作为唐代北方的重要窑口，其陶瓷器的造型风格自然也深受影响。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整体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宣扬来世幸福之观念，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信众猛增。到了唐代，统治者奉行了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尤其是武则天称帝后，佛教大兴，佛教文化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4]。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代陶瓷器的造型自然也会深受到佛教文化因素的影响，巩义窑生产的塔式罐、净瓶以及缁素器就是典型例证。

（1）塔式罐

图 1 阿育王时期滑石舍利容器（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藏）

唐代巩义窑生产的塔式罐造型与之颇为相似，应是借鉴了这种形制。根据当前的发掘资料，塔式罐大多出土于巩义市周边的唐墓中，窑址出土数量较少，且多是器盖。如巩义市印刷厂出土的唐代白釉塔式盖罐（图2），整体呈塔形，盖分为四层，最上层为佛光宝珠，其下为七棱形座，再下为圆形台座，足部呈覆碗形，与上面的罐身连为一体，其形制与图 1 容器十分相似。

（2）净瓶

净瓶是佛教僧侣十八物之一，游方时可随身携带，以便贮水或净手。该器源于印度佛教，之后传入中国。净瓶在黄冶窑发展的第三期前段即鼎盛时期开始出现，出土数量较多。此时正值武则天统治的盛唐时期，佛教兴旺繁盛，净瓶的大量出现应与此有关。

白瓷带流净瓶 唐 高25厘米1981年 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唐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安菩夫妇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巩义窑制作的净瓶（图3、图4），有绿釉、黄釉和白釉三种，其器型特征为 ：塔式口，细长颈微束，鼓腹，喇叭状高圈足。腹部一侧有注水口，颈与肩交接处饰一周凸弦纹，器表施满釉的不多，有些釉下会敷一层化妆土[6]。

绿釉带流净瓶 唐

（3）缁素器

缁素器是一种双色装饰的瓷器，其内壁为白色，外壁为黑色，唐代流行于长安、洛阳地区。由于唐代佛教艺术发达，缁素瓷主要出土于两地的寺庙、地宫等佛教遗址及少数的贵族墓葬中[7]。缁指黑色，素指白色。因为过去的僧侣多穿黑色衣物，而俗人穿白色衣物，其设计的初衷也许是为了体现僧俗共处的社会现象。

由于受使用者和区域的限制，唐代生产缁素瓷的窑口并不多。当时巩义窑因其地理位置便利，制瓷条件优越，成为生产这类器物的主要窑口之一，其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缁素器，造型主要是碗、钵之类。如图5、图6 为巩义窑遗址中出土的两件缁素碗，均为圆唇、敞口、弧腹、圜底、大圈足，灰白胎，器内施白釉，器外施黑釉。

不少学者认为缁素瓷属于饮食器，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佛教僧侣有“托钵而食”的习惯，而这类器物十分方便携带，并且“外黑内白”的装饰给人以深沉、稳重之感，符合佛家之意旨追求，是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陶瓷制作相互融合的典型产物。

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与沿线的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展开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大批异域人士乘坐骆驼来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巩义窑工匠将这一场景“展现”在陶瓷器物制作中，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工匠根据胡人深目高鼻、凸颧龇牙的面部形象，制作出极具时代特色的陶塑和人物俑，如巩义窑窑址内就出土了大量三彩胡人俑（图7、图8）、埙（图9）以及素烧模范等 ；另一方面，工匠将视野转向了当时运输货物的重要交通工具——骆驼（图10），骆驼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者”。

图 7 唐三彩胡俑（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图 8 唐三彩献宝俑（巩义市博物馆藏）

图 9 唐三彩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巩义窑制作的骆驼塑像或作嘶吼状，或作驻立状，其背上还有丝路货物、乐俑、胡商等，骆驼本身肌肉饱满，上绘以三彩装饰，以增加美感和立体感，充分展现了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以河南洛阳出土的三彩胡人骑驼俑（图11）为例，双峰骆驼伫立在菱形托板上，昂首引颈，作嘶鸣状。驼背上坐一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扎幞头，身着翻领、窄袖、开胯、过膝的胡服，下着袴子，脚蹬高靴，肩上站立一猴。作品中的胡人乃西域康国人形象，康国人善商贾，骑驼俑塑造了盛唐时期西域康国人来华的情景，印证了唐代丝路的发达与西域诸国频繁的商贸关系 [8]。

外来金银器独特的工艺技法和艺术特点，为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注入了新活力，推动了中国金银器制作的发展。唐代国人对金银器的嗜爱达到了极致，但是金银器作为贵重金属，其产量和原料来源都有一定限制，尤其是其自身的价值决定了它只能为社会上层人士拥有[9]。

巩义窑工匠顺应时代潮流，改进陶瓷生产技艺，将金银器的特点融入陶瓷制作之中，创造出特有的造型样式。关于造型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 ：分节且曲折的手柄，长而弯曲明显的流，内壁出脊的凸棱，翘而弯曲的口沿，分曲的高圈足，宽平折沿。[10]从目前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巩义窑仿金银器的主要是碗、杯之类的生活用具。

（1）碗类

巩义窑生产的碗类在唐代以前基本为圆口、深腹样式（图12、图13）。到了唐代，器型逐渐发生变化 ：口部模仿金银器形制，出现了葵口、菱口、海棠口等样式 ；碗身也不再拘泥于先前近乎直身的样子，开始变浅，且多外撇，内壁也出现凸棱线。

凸棱线本是金银器的重要装饰，它是金银经过伸展、捶揲自然形成的。以遂溪博物馆藏的萨珊银碗（图14）为例，其花口、内壁出筋的造型特征，就充分展现了金银器的捶揲工艺。

唐代的陶瓷工匠们有意将金银器的造型仿用到陶瓷制作中，丰富了陶瓷器的种类。如 2005-2007 年间在巩义白河窑遗址出土的这件白釉葵口碗（图15），圆唇、敞口、弧腹、圜底、三曲葵口且出筋，就充分表现出仿金银器的造型特征。

（2）杯类

仿金银器造型的陶瓷杯类器物，占据巩义窑产品的大宗，其种类主要包括把杯、多曲长杯、高足杯等。把杯是公元 7-9 世纪流行于粟特地区的器物（图16），唐代巩义窑陶瓷器模仿的金银把杯（图17、图18），保留了金银器中的环状把手，去除了复杂的指垫和指，个别保留了“6”字形把手的特征。如巩义芝田唐墓中出土的三彩把杯（图19），侈口，深腹较直，下腹内折，弧收成圜底，圈足，上腹部有一指环状 手。长椭圆形多曲长杯 ( 图20）是波斯萨珊文化颇具代表性的器具之一。

图 16 银色大镰刀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唐代在与萨珊的交往中，金银器的制作受其影响较大，而陶瓷器的制作亦深受其影响。由于陶瓷材料的弯曲性和延伸性不如金属材料，难以出现金银器那种明显的凸棱[11]，因此巩义窑工匠在仿制这类器型时，根据瓷土的性能特点进行了改造，使其弧度更加平缓，分瓣线稍浅一些，这样更符合国人对器物内部平滑光洁的审美追求。如巩义黄冶窑制作的这件多曲长杯（图21），瓜棱腹，花式口，凸棱不如金银器那么明显，长度也有别于萨珊长杯，不过器物整体造型偏高，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在烧造过程中出现偏塌现象，也是工匠有意为之的“特殊处理”。

图 19 唐三彩带把杯（巩义市二电厂唐墓出土）

图 20 萨珊长杯（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 21 唐代多曲长杯（巩义黄冶窑址出土）

外来文化对

唐代巩义窑陶瓷装饰的影响

外来文化不仅影响了唐代巩义窑陶瓷的造型，对其装饰风格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具体体现在伊斯兰风格、金银器装饰以及佛教风格这三个方面的影响。

伊斯兰风格对陶瓷装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色彩和纹饰方面，即用蓝色釉彩装点釉面、用棕榈叶（或芭蕉叶）等菱形花叶纹绘制纹饰。

色彩方面，伊斯兰地区喜爱蓝色。一是因为穆罕默德带领伊斯兰教徒在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保留了被占领地区崇尚蓝色的传统 ；二是因为伊斯兰地区多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向往拥有海洋湖泊的湿润地区，象征大海的蓝色就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代表性颜色。在中国，蓝色很少出现在唐代以前的陶瓷器上，也不是汉民族崇尚的颜色，远不及红、黑、黄三色的地位。

用蓝色作为釉面，是巩义窑工匠的创造。进口钴料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巩义窑工匠的注意，在唐三彩上认识到钴蓝料的艺术魅力后，工匠开始大范围地烧制带蓝色的陶瓷器，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外销的人们的喜好。巩义窑当时生产的白釉蓝彩器（图22）就是有意为陶瓷外销而进行的初步探索和尝试，之后能生产出比较成熟的唐青花器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图 22 唐代白釉蓝彩碗（巩义窑陶瓷博物馆藏）

纹饰方面，伊斯兰教义禁止偶像崇拜，禁止艺术作品中出现人物和动物，因此植物花卉、几何图案等纹样就成了伊斯兰艺术作品中的主要元素。如“黑石号”沉船出水的这件唐代青花花卉纹盘（图23），盘中心是花卉拼成的菱形图案，伊斯兰艺术注重在陶瓷器物中心绘制菱形纹或方形纹，人们认为真主安拉居于菱形纹或方形纹中心，这样能够发挥最大的神力，赐福于信徒。菱形纹四周是发散的枝叶，规律整齐地组合在一起。这件器物可谓是伊斯兰艺术的典型纹饰在唐代巩义窑青花装饰上的具体显现。

图 23 唐代青花花卉纹盘（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代以前，中国的陶瓷器表面多为光滑质地，贴塑、刻花等装饰技法运用较少。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以及粟特、萨珊等地区金银器的不断输入，陶瓷器仿金银器之风盛行，其装饰也深受影响。

由于金、银具有特殊的延展性，人们很容易对其表面进行捶揲和錾刻，从而制作出各种微微凸起的图案轮廓，如(图24)和(图25)所示的两件波斯金银器，上面的装饰就运用了浮雕和立雕两种技法。

图 24 狩猎纹银鎏金盘（华盛顿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图 25 山羊纹金杯（华盛顿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巩义窑的工匠采用贴塑、戳印等技法进行装饰，将这种金银质感“移植”到陶瓷上，使整件器物看起来更具立体感。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巩义窑陶瓷的这类装饰图案多以单体动物、兽面、花卉等题材为主。如巩义黄冶窑出土的一件三足炉（图26）是目前出土炉类器物中最大的一件，也是贴花工艺最复杂的一件，其肩部、上腹、足部分别贴有团花和菱形叶纹组成的花卉图案。

图 26 唐三彩三足炉（巩义黄冶窑址出土）

又如巩义市食品厂工地出土的一件白釉狮首塔式罐（图27），上腹贴塑有六个兽面图案，明显借鉴了当时金银器的装饰。

再如扬州博物馆藏的一件绿釉堆塑龙纹碗（图28），在碗心堆塑一条螭龙，龙身周围装饰云气纹，是一件巩义窑生产的仿金银器精品。

此外，巩义黄冶窑出土的一件三彩印花杯（图29）也采用了类似的装饰风格。局部鎏金装饰也是巩义窑模仿金银器的一个特点。局部鎏金是金银器的装饰技法之一，通常是在银器上有花纹的地方鎏金 [12]。

图 29 唐三彩印花杯（巩义黄冶窑址出土）

为了使器物更加美观、立体，中、西亚地区不少的金银器都采用了鎏金工艺。工匠模仿这一技法，将鎏金器物的视觉效果应用到陶瓷器物制作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陶瓷装饰。巩义窑三彩器常在绿釉、白釉或淡黄釉的花纹上施以棕黄色或其他颜色的釉彩，使花纹更显突出。如图 26 巩义黄冶窑出土的那件三彩三足炉，就是运用这类装饰技法的典型器物。

佛教文化对陶瓷器物的影响由来已久。从佛教器皿到佛教纹饰，都能在巩义窑生产的陶瓷器物中找到实例。如佛教中常见的宝相花和莲花，就在巩义窑窑址内大量出土了这种纹饰的印模。

宝相是佛教徒对佛像的尊称，宝相花（图30）一般是用某种特定花卉（如牡丹、莲花等）作为主体，在中间镶嵌着大小粗细有别、形状不同的其他花卉组成，用圆珠作规则排列，使花心和花瓣基部如宝珠一样，形成比自然形象更加华丽的一种理想之花。莲花是我们熟悉的佛教圣花，在佛教中象征着神圣与不灭。莲花纹通常有多层，花瓣分张，莲籽突露。受此影响，巩义窑生产的陶瓷器尤其是三彩器的装饰大多有莲花和宝相花装饰。如巩义黄冶窑遗址出土的这件唐三彩洗（图31），其内底模印有宝相花纹饰，采用绿、黄、白三种色釉相间搭配，展现了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

影响原因分析

巩义窑作为中国北方的重要窑口，唐代生产的三彩、青花、白瓷等品类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陶瓷制作风格的形成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唐代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繁盛时代，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实行比较开放的国策，十分注重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沟通了中外联系，巩义窑生产的陶瓷产品通过这两条贸易之路走向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巩义窑距唐代东都洛阳不远，洛阳是大运河段的重要节点城市，其产品到达洛阳后，可通过大运河运往当时的商品集散中心—扬州城，然后经海运到达广州，进而抵达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尤其是与当时伊斯兰地区的交往，对巩义窑陶瓷产品的创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通过贸易交流，钴料得以引进，丰富了当时巩义窑陶瓷制作的品类 ；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当时伊斯兰地区人们的需要，巩义窑顺势生产出白釉蓝彩、青花等品类，占据了当地市场。可以这样说，巩义窑就是凭借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逐渐完成了从白釉器到白釉蓝彩器再到青花器的生产演变，并促成了以巩义窑为代表的唐代陶瓷“博大清新”艺术风格的形成。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代，政治稳定，经济富庶，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人大多充满自信，并逐渐形成了唐代博大、雄厚、开放、包容的时代风气。

他们大多追求自由浪漫，崇尚阳刚之美，喜爱金银器物，向往死后的极乐世界如同现世一般美好。绚丽多姿的唐三彩器正好满足了唐人追求自由浪漫的心理需求，从巩义窑唐代遗址出土物来看，其制作的碗、杯、炉等均体现了唐代丰满大气的艺术特点 ；三彩马、骆驼等大型雕塑制品刻画得十分丰满结实，透露出强烈的力量感 ；各式仿金银器的杯、碗、瓶等体现了唐人对金银器的喜爱。金银作为贵重金属，唐代一些皇室贵族经常以此器物来标榜和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普通大众却难以获取，但可通过陶瓷器的仿制品来代替，以满足其各种需求。

巩义窑工匠则巧妙利用了这一心理，将金银器与陶瓷器相“嫁接”，创制出唐代新奇瑰丽的陶瓷器物。这既是唐人对外来文化的追求和模仿，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市场需求。由此可见，唐代丰满大气、浪漫嗜金的时代风气推动了巩义窑陶瓷制作技艺的革新。

唐代是中国古代手工业繁荣发展的时代，此时巩义窑的陶瓷技艺已颇为成熟，这为它成为宫廷贡瓷的生产窑口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表现在 ：

①普遍采用匣钵装烧工艺。唐代巩义窑使用匣钵装烧陶瓷器物，在黄冶窑的第四期就已普遍出现，主要有漏斗型和筒形两种。通过匣钵装烧陶瓷器物，不仅可以提高产量，还可以减少污染，使釉面洁净，提高质量。

②得益于当时仿制金银器的市场需要，创新使用了模制、接胎、捏塑等多种成型工艺，使陶瓷品类更加丰富，造型外观更加精美。为了达到类似金银器的艺术效果，巩义窑工匠不得不改进制作技艺，促使模制、接胎、捏塑等成型技法应运而生。同时，巩义黄冶窑址出土的主要用于制作器物上贴塑附件和贴花装饰的大量合模、印模器具，也是为了仿制金银器的金属质感而出现的。

③创制使用了各种支烧窑具。巩义窑址出土的支烧窑具品类众多，如筒形支烧窑具、拱形三叉支烧窑具、折角三叉支烧窑具、平直三叉支烧窑具、柱形支烧窑具等，这些都是为了适应不同器物的烧造而创制使用的。有的器物外壁施半釉，采用碗形或盆形支烧窑具；有的器物尤其是三彩器需要全身施釉，就必须采用拱形三叉支烧与折角三叉支烧相结合的窑具。不同支烧窑具与不同类型的器物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套摞并用的新的装烧技法，提高了烧造产量和质量。

正是由于唐代巩义窑陶瓷技艺的不断改进和革新，才使其各种器型和装饰得以出现，并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结 语

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巩义窑作为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陶瓷生产窑口之一，开元年间曾作为宫廷贡瓷的生产窑口而存在，辉煌一时，其生产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造型和装饰两个方面。而导致这一影响的原因，则主要表现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时代风气审美的渗透、陶瓷制作技艺的进步这三个方面。

唐代巩义窑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不断创新其造型，丰富其装饰，扩大其影响，逐渐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历史地位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和认可。